2006[1].4-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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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往四下看了看，便去敲卫生间门，一边敲，一边想不明白地问：“你干吗还要把门锁上。”
张苏红不开门。
“我们总算扯平了，”李恩隔着玻璃门与她调笑，心情十分轻松，“现在真扯平了，我不是好男人，你也不是什么好女人。”
张苏红气冲冲地过来把门打开了，她很愤怒：“李恩，你把话说说清楚，我怎么不是好女人？”
李恩不让她往下说，说好女人就是坏女人，坏女人就是好女人。他脱去了身上的睡衣，把湿漉漉的张苏红再次推进了浴池。张苏红挣扎着，反抗着，使劲打他，结果李恩在池子里滑了一下，一头扎在水里，很狼狈地喝了一大口洗澡水。他的脸因为呛水涨红了，不住地咳着，痛苦不堪。张苏红因此感到了解气，解恨。她恨他，真的应该恨他，可让她想不明白的是，她还是有些恨不起来。她无法想象这就是自己的丈夫，这就是那个她希望终身厮守的男人，就是那个在老榆树底下小孩子一样哭泣，哭诉着被人看不起的伤心男人。她狠狠地捏了他一下，狠狠地，李恩惨叫了一声，说你干吗要下这么大的劲捏我，你捏的是肉，是人家身上活生生的肉，这很疼，你知道不知道。
张苏红说，你还会感到疼，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疼。
李恩兴致盎然，意犹未尽。他觉得张苏红也像他一样，像他一样没心没肺。他问她感觉怎么样，洗鸳鸯浴是不是很来劲。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人有时候端着一个好人的架子，会活得很累很累。天底下的事情，说白了也就这样，两个人只要是你爱我我爱你，有点这个那个，又有什么关系。
张苏红不想听李恩说这些，她不想听。眼泪正哗哗地在流出来，不可遏止地往外涌。她的脸上都是汗珠，浑身上下水淋淋，各式各样的水珠子交融在了一起。张苏红有些身不由己，也不太明白自己这刻是伤心，还是不伤心。她说李恩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一定要答应这件事。她说我们不要再在老陆的店里干了，我们不干了，我不想再见到他们，不想再见到老陆和小周。李恩犹豫了一下，心有灵犀地说，好吧，不见就不见，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万一老陆是真的看上你，我就亏大了。张苏红喃喃地说，你要答应我，一定要答应我。李恩说好好好，答应你，一定答应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张苏红喃喃地说，事不过三，李恩你这次要说话算话，要算话。李恩说你放心，放心，直管放心，我一定说话算话。李恩说张苏红呀张苏红，你知道不知道，你其实比小周好得多，你比她强得多。来，她想推开李恩，可是事实上，却把他抱得更紧。
张苏红悲哀地说，我有什么地方比她好呢，我一点都不比她好。
李恩说，你什么地方都比她好，真的你什么都比她好。
2005年11月25日河西
＇原刊编辑 徐则臣＇
变脸
罗伟章
陈太学把衣襟拉正，让脖子上那条鸡心红领
带垂直下去，才摸出手机。每次给张保国打电话之前，他都会这样，像张保国就坐在他对面，他理所当然应该表现得规矩些。刚拨号，陈太学就不由自主地笑开了。他才刚上五十岁，可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手机通了，陈太学像喊一样说，张经理呀？对方短促地唔了一声。陈太学说张经理，我这就去金沙滩等你，你忙完了就过来啊。
可是张保国说，中午不行，晚上吧，晚上六点左右再说吧。
陈太学还没表态，电话就哑了。
他呆立了一会儿，才在硬板床上坐下来，用手掌使劲搓脸。手上湿淋淋的，全是汗。他的手特别爱出汗，他心里的事，不仅照在眼睛里，还反映在手上。他把两腮那些扯得他痛的皮肤搓得归位了，就故意把领子弄歪，把领带也扯到一边去，嘟嘟囔囔地骂着娘。为请这趟客，他已经忙乎了三天，每次张保国都是答应了的，可事到临头又变卦。陈太学就像一只虾，心甘情愿地让张保国抛下的钩子钓着，张保国的确钓着他了，但刚刚浮出水面，又把他从钩上取下来，扔进城外臭气熏天的巴河里。
现在不到上午十一点，离晚上六点还有七个多小时，陈太学应该在这段时间去工地走走，但他不想去，工地上的事情，最晚明天就会结束，他手下的工人，马上就会向他讨活做，找不到活，工人们就会离开他。别看现在城市里遍地都是农民工，可要将他们聚到自己的巢穴里，为你流血流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让农民工随时有活做。农民工除了睡觉，就需要一刻不停地做活，只要手脚动着，汗水淌着，哪怕工钱低一些（再低都比在家里刨泥巴强），他们心里也踏实。而要找到活，怎么能避开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张保国呢？
既然张保国说好是晚上，陈太学就只能猫在租房里等。他的租房在巴河南面，离工地不远，主人是家“钉子户”。以前，巴河北面是城，南面是地，现在要在南面修建新城，勒令这边的农民都迁进老城去住安置房。农民说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根，为啥要迁？我不希罕你的楼房，我就愿意在这里老死，这里多好，出前门可去地里种庄稼，出后门可去巴河里打鱼，你把我关进楼房，没田地种，又无本钱做生意，我咋活？可他们到底知道个轻重，闹腾一阵就收拾家伙，拖儿带女地离别土地，走过横跨巴河的红旗桥进城去了。只有这家人不走，他说我就要当钉子，我看他们拿啥来拔我这颗钉子！话虽如此，他还是去两公里外的翠屏山投靠亲戚修了间砖房，将这间黑漆斑斑的老木屋用来出租。月租倒是便宜，只有五十块。
陈太学只能租这样的房子，他虽然当了包工头，可揽下的活都是小工干的，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就算把他们的骨油熬了，也挣不下几个钱。他家里有七十岁的母亲，有一个打光棍的弱智弟弟，有跟母亲总是吵架的老婆，还有一儿一女。最让陈太学揪心的是儿子陈福。陈福比姐姐只小一岁，可姐姐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还在读高三！这是陈福连续第五年读高三，每次高考，都是蚂蚁摔岩无响动。但陈太学不放弃，说到底，住在大山区的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才能帮助你最终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这一点陈太学看得很清楚。再说陈太学要跟人比。村里已出过一个大学生了，他叫何奎，何奎只比陈福长半岁，可他去年大学就毕了业，现在重庆上班。从何奎上大学那天起，他爸爸就总是咬着根竹烟筒往人多的地方窜，听不到人家说两句话，他就把话抢过去，每句前面都要加上“我儿子说”，像他儿子是国家主席似的。陈太学就见不来他那球样！他发誓，哪怕把自己累死，也要送儿子读大学。
这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陈太学不敢租好房子住……
他在床上磨皮擦痒地坐了三个来小时，就扛不住饿了。他今天连早饭也没吃。每次请客之前的那一顿，他都不吃。他要把肚子留到请客的时候。他知道，哪怕只请个把人，菜也会把桌子挤得透不过气，最后多半都扔掉了，这太可惜了。何况他每次请张保国，张保国都带了好几个人来，餐桌就像杂技演员，头上碗重碗碟重碟的，可常常是刚开吃不久，陈太学就问一声，菜不够吧？席桌上没一个人表态，他也就只好叫过服务生，豪情满怀地让他们加菜。这样一来，浪费得就更多了。这真让他心痛，痛得一抽一抽的，嘴里不停地打嗝。他知道现在城里人在外面吃饭，剩下的好东西都要打包，但城里人是城里人，城里人打包，体现的是节俭的美德，农民工打包，那就是寒伧了。何况他请的是张经理呢，难道他能够在张经理面前打包吗？要是他那样做了，张经理会不会认为，陈太学表面上是在笑嘻嘻地请我吃饭，脸都笑烂了，但心里是为花出去的钱可惜的——果真如此，那就彻底完蛋了。因此陈太学宁愿此前空着肚子，在桌上尽量多吃些，这样，走出酒楼之后，他的心就不至于那么痛了。
可现在陈太学实在饿得不行，胃里没东西消化，就自己磨自己，磨得陈太学直冒冷汗。他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声：球！就走出门，跨过又长又窄的红旗桥，进城找吃的去了。
桥的那一头就是金沙滩酒楼，因为里面卖空运来的海鲜，还有穿山甲等一些国家保护动物，无可争议地成为高州城餐饮业的翘楚，经常在里面出入的，不是政界人物，就是商界大腕。作为普通百姓，如果为求人办事请客，办小事去别的地方，办大事则非去金沙滩不可。
陈太学前几次请张保国，都是来这里，一趟客请下来，不花个两三千就休想走人。
此时，他望了一眼酒楼米黄色的门楣，腿就软下来了。他个子不高，腿一软，膝盖一弯，裤脚就拖到了地面上，每迈一步，都扑腾起干裂的、混杂着痰屑的尘土。他想到了晚上。他希望张保国晚上能够接受他的邀请，但同时，他又提心吊胆，生怕那轮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太阳沉下去。他怕的是花钱（两三千块，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也怕张保国本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张保国，陈太学都像摸到一块冰。张保国最多不过三十四五岁，跟陈太学说话的时候，都是对他直呼其名，而在老家，像张保国这个年龄的人都把他叫陈叔叔或者学爸的。事实上张保国很少跟陈太学说话，哪怕在席桌上，他也只跟自己带来的人有说有笑。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跟陈太学碰杯，陈太学把杯子举起来，躬着腰说，张经理，我敬你。张保国就用手掌把酒杯握得满满的，很担心被陈太学的杯子碰着了一样，陈太学碰不成张保国的杯，但酒还是喝下去了，张保国最多做做样子，有时连样子也不做；他不和陈太学喝酒，和他带来的人却是一口干。散席之后，他们跟陈太学招呼也不打，直接就出了包间，留陈太学在后面买单，等陈太学屁颠屁颠地追到大门口，早不见了一行人的踪影……
管他妈的，陈太学又望了一眼金沙滩酒楼，自言自语地叨咕，你叫我有啥办法呢？我现时花钱请客，不是为了将来挣更多的钱吗？
他进了金沙滩对面的一家小馆子，要了三两挂面。老板正要下锅，他又从三两改为二两。
反正晚上要大鱼大肉地吃，现在胀那么多干啥呢！
只几筷子，他就把面塞进了嘴里，随后端起碗，把漂浮着红辣椒粉的面汤吸溜得干干净净。
刚到晚上六点，陈太学就堆出满脸笑容，把电话打过去。他只叫了一声张经理，张保国就说，今天就算了吧，我正在去成都的路上。
陈太学的笑像死去的虫子，一条一条僵硬地横着。很明显，张经理这是不愿意再给我活做了，这咋成呢，这不等于是他曾经给过我一口碗，现在又要把那口碗收回去了？……那碗里，不仅装着他陈太学一家人的食物，还装着他对儿子的希望，没有那口碗，什么都落空了；他当然可以去别的城市另找一口碗，可他在张经理这里，已经花了那么多本钱，费了那么多功夫，底子是垫起来的，如果舍弃高州城而去别处，一切就得从头再来。你说张经理指甲深，心黑，难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