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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2007年第1期-第4部分

小说: 2007年第1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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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秋风起,二年级的我静静地站在我敬仰的先生遗体前,鞠最后一躬,送最后一程。有人哭了,很早就有人哭了,不过只是抹眼泪,没有声音…… 
  秋风瑟瑟。 
  (摘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坛) 
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
卢晓蓉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案头始终摆放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凝神注目之间,似乎还能嗅到它散发出来的油墨的清香。书的封面设计素净而别致,两张老照片明暗相间地套叠在一起,书中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书的排版和印刷也相当考究,连平日出版物中常见的错别字亦很少见到。看来,出版商和责任编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书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吴小龙。我等候这本书足足已有五个年头,现在终于盼到了它。可惜书到作者手上的时候,他已身患晚期癌症处于弥留之中。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有了一些时间来搜集我祖父卢作孚的资料并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词,进而对五四时期这个名噪一时的进步青年组织有了些许了解。这个偶然发现,就像一道电光激活了我的大脑细胞,使我在与祖父有关的庞杂浩繁的生平资料中,找到一条首尾相接的线索,发现了在他传奇人生的背后蕴藏着的驱动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极具“五四”特色的“少中”宗旨,不正是祖父一生所恪守的行动纲领吗而“少中”的八字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则更是渗透到了他的骨髓之中。于是我在一篇忆述祖父早期生涯的文章《奋飞的起点》中,以“吸纳进步思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奋飞的道路”为题,单辟一节,试图探讨少年中国学会与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先驱卢作孚之间的关系。原本我还想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找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并追索“少中”其他成员的踪迹,可是却苦于资料缺乏,无师可从,只好半途停顿。 
  又过了两年,大约在2001年夏秋时分,我偶然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署名为吴小龙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顿时兴味盎然地一口气读完。尽管其中仅在一段文字的末尾,出现过我祖父的名字,却仍然让我激动不已。这段文字,或许可以揭示吴小龙甘冒“一厢情愿”的风险,勇“向兴亡事里寻”,醉心于“少中”研究十余年而不悔的原始动因: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清、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劫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啊。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奇”、这样的“惊叹”,这样的“大吃一惊”,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要把“少中”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还原其“全貌”的艰难路程,我不由对这位作者肃然起敬。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得知吴小龙在2001年5月15日,积其九年的研究成果,写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少中”在沉寂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有学者在研究,并且还写出了专著。我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的独行者,突然得知前边不远处有一位热情的向导在等着我似地惊喜万分,于是便开始急切地寻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吴小龙。但是,在我寻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书店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偌大的书海,不仅找不到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甚至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关键词有关的任何书籍都没有! 
  2002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作家金雨时、朱如月合著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该书的责任编辑潘婧,邀请几位专家学者为《紫雾》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一位名叫吴小龙。当我弄清了此吴小龙即彼吴小龙之后,真切地体验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慰。从那以后,我们便因“少中”而建立了联系,也曾在京城聚会过几次。小龙的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十分好,以至于我每次向他发出邀请,都有些犹豫不决。但他只要没课,都一定会赶来参加。2003年4月,我祖父的家乡重庆合川和他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北碚,为纪念他110周年诞辰举行系列活动。小龙得知后,主动要求自费前往,并且一个不拉地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会后,东道主安排参观游览,他却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我们一行人离渝回京,他却只身去成都收集资料,一呆就是好几天。他曾对我感叹:“没想到‘少中’成员中有这么多四川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少中’的七位创始人中,四川人就有六个(张梦九、雷宝菁二人原籍山西,但都出生于四川。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第28页)!”莫非“爱屋及乌”,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他,也迷恋上了西南一隅的四川 
  小龙平时说话不多,言行举止谦和低调。可是,说起“少中”来却滔滔不绝。还是那次去重庆,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征求我的意见,想挨着我的父亲坐,为的是“好向老人家请教一些问题。”席间,老少两代无拘无束相谈甚欢。直到现在,我将近米寿的父亲还记得这位颇有谦谦君子风度的青年学者。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老人家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红了眼圈。 
  在那次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举办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吴小龙在会上侃侃而谈:“卢作孚先生对于中国的救国的根本道路,有着他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反对‘用强迫手段急剧地改革社会某方面的问题’,主张以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来积累物质和文化资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还指出:“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当超前的见解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吴小龙对卢作孚思想和实践的独特解读,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遍认同。后来他将这篇发言稿补充整理成一篇文章《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并把它作为“少中”会员的个案,附在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后。 
  其实,活跃在吴小龙脑子里的“少中”人物又何止卢作孚一个。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打算为一批有代表性的“少中”人物谋篇立传,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他为此而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有囊括了“少中”七位创始人的《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赍志而没的雷宝菁》和《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雄才大略的“普通会员”毛泽东》《从文学青年到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和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的《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还有在教育、科学、文学、经济等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劫人》以及《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等。这是一串何等耀眼的明珠,又是一部何等激越轩昂、壮阔跌宕的命运交响乐!可惜的是,被教学和各种重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吴小龙,还来不及实现他的写作计划,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正当干事业的好年华。 
  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还没有出版呢”,却没有告诉我个中的原因。2006年初,我先生严家炎为了搞清楚“少中”会员、诗人康白情的卒年,向吴小龙请教。他很快就打来电话告知了正确的年份。我接过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用比往常更为开心的语调笑答:“不用谢,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到时候会送给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也为这本待产五年、梦寐以求的书即将面世而感到格外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小龙这句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音”。当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赶往医院看望时,他已昏迷不醒。出版社刚送到的新书《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就放在距他咫尺之遥的床头柜上,他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欣赏这部心血之作了。直到最近读了他为这本书写的《跋》之后,我才知道该书迟迟未能出版,原来是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双重牵制。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这么一想,我也释然,大可不必愤世嫉俗了。”如果经费问题早一点解决,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然而,永远也不晚的,是小龙那颗与“少中”先贤们一样的闪亮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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