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作者:张贤亮-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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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
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
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
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
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
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
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
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
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
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
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
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
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
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
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
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
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
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
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
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
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
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
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
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
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
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
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
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
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
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
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
“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
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
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
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
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西桥
…
边缘小品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
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
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
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
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
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
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
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
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
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
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
《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
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
“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
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
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
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
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
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
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
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
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
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
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
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
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
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
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
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
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
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
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
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
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
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
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
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
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
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
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
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
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
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
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
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
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
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
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
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
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
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
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
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
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
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
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
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
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