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7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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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0日草于北京潘家园
在
1973年7月12日晚，我从宁夏贺兰县化建农场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当夜有雨，第二天一早，雨更大。但我不敢有误，撑一把雨伞，从美术馆近旁的弓弦胡同，冒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当时社会上派性还比较大，我之冒雨报到，是因为内心有一种紧张和惧怕。想的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可别让什么派性给搅黄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有个“第六组”，由李季、葛洛负责，是准备恢复《人民文学》杂志的班子，我落实到这个组。但《人民文学》复刊的报告，一直批不下来。1975年9－10月间，说《诗刊》可以复刊，仍由李季、葛洛负责，我被这两位领导带到东四南大街85号，在出版口的两间房子里，做起复刊的准备工作。
《诗刊》要复刊，这个消息是怎样传播出去的，我现在已无记忆，只记得，时间不长，来了许多稿件，摆满一个三屉桌，可谓盈尺。
复刊伊始，缺人，人员是一个一个汇集。例如杨子敏、龙汉山、叶然，就是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那边过来，王春由中华书局过来。又如，刘章写信给我，希望能借调借用他，我报告李季、葛洛，经李、葛同意，他被借来。再如杨金亭，自己有编诗的兴趣，经我一个同学推荐，我报告李、葛，经领导同意，则正式调来。等等。
在《诗刊》工作一年多，最大的快乐是读到了一些好稿，印象犹深的作者是纪宇、李松涛、章德益、雷抒雁、石河。
最早接触的纪宇的诗稿，是油印的，好像还钉成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内容全是写造船厂的情与景、人与事的。李松涛的稿件是手写的，其诗其字都给我留下好印象，即流畅。他的钢笔字写得确实好，他的诗句也出来得自然、随意。他好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我至今记得他的组诗题为《深山创业》。
1973年10月至11月，我与崔道怡出差甘肃、新疆组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见章德益本人，读到了别人提供的他的几篇诗稿，当时就觉得，他的诗虽锤炼不够，但思想和形式都有些奇崛闪光之处。《诗刊》复刊后又连续读到他的来稿，风格气质仍如当初的印象，被刊发的不少。
石河是一个三人的化名，主要人物是李绪源，还有一位叫杨澍，另一位说不上来了，是崔道怡和我在石河子见过的谈过的。他们三人化一名，写国际题材的诗，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雷抒雁当时是军人，诗稿主要反映部队生活，抒战士之情，现在虽记不起具体篇目，当时也不知他在别处是否已发表过作品，在《诗刊》许许多多来稿中，他也是当时不凡的一位。记得，正因为觉得他写得好，曾专门请他来过编辑部，跟他交换意见，请他在某件作品的基础上或意境里，再发挥再扩展，写成一个组诗，他果然写出来了，当然也发表了。
从稿件上认识的这几位诗人，有的后来见过面，成了熟人，有的至今互不相识。然而我深感快乐，因为读到了他们珍贵的手稿、原件，那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
2006年2月10日
我与
《诗刊》对于我，不寻常的是，刚一创刊，我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爱上了诗歌，并随后不久，又试着写诗并开始发表诗歌。因此，《诗刊》对于我说来，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1957年，我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诗刊》一创刊我们班的爱诗同学们就拿到了它。当时的气氛，我觉得只有以“欢呼雀跃”一词来形容才够贴切。全班三十几人至少有十来个是诗歌的痴迷者，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创刊号，大家争相传诵，除了毛泽东诗词外，一些大家认为新颖不俗、意韵深厚的短诗，也都在争诵之列。我和一些同学，很快便能整首背出，或交口称赞其中的佳句。在我的一生中，很少经历过如《诗刊》创刊并很快被大家看好这样热烈的文学现象，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
《诗刊》“诱使”我习诗写诗，而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就是在《诗刊》创刊那年的春夏之交。那是我先“发表”在中文系墙报诗专号上的一首诗，名为《小马枪》，只短短八行，表达了我少年从军时的一种心情。可能是因为感情真切吧，《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来采风时抄录回去发表在副刊上。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说来却是突如其来的惊喜！它毕竟是我诗歌的处女作，而且是在《诗刊》激励下“蠢蠢欲动”的产物啊！
1961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天津作协《新港》月刊社工作，当领导上征求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诗歌编辑，从此我写诗、编诗若干年。那几年，虽然出版了传记文学《吉鸿昌》、中篇小说《文明地狱》等，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诗。两年以后，我又斗胆向《诗刊》投稿，头一次就被选中一首《山区姑娘爱说话》（好像是1963年2月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的诗主要是反映农村和海港生活为主。这是因为，我出生于胶东半岛农村，倚山面海，对那里的人情风貌极其熟悉，在编辑部工作时，每年有两次短期生活假，我无例外的都是回到父母俱在的故乡。过去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生活的变化，使我比较得心应手地提炼成生活气息浓郁的诗。在1963年至1964年间，我先后在《诗刊》上发表了《山区姑娘爱说话》、《支书家的新嫂子》、《宣传员，小黑妞》、《林家姐妹》和《新港组诗》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支书家的新嫂子》的形成前后。那年春夏之间，我回老家“体验生活”，有天晚上我去童年时代的一位大朋友家串门。其时他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正赶上两位农民因玉米地的一段纠纷来这里要求评理。支书还没说多少话，他的干练的媳妇却三下五除二地断了个清楚，双方比较满意地走了。这件事给了我以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我也被蚊子咬了个遍。
不过，回到天津，这段感受却促使我不能不写一首诗，头天晚上下班后灵感来了，写了一稿子，次日早晨醒来不满意，又蹲在床上就桌面又改成另一稿（那时我的办公室与宿舍是合二而一的）。寄至《诗刊》，幸于当年五月号上刊出。发表后，在当时京城举办正盛的诗歌朗诵会上经常作为节目之一，由北京艺术师院的教师史琳同志以山东方言朗诵，据说效果还不错。这首诗还被选人“文革”前唯一的《朗诵诗选》中（作家出版社）。后来我还自我解嘲地对诗友说过：“毒蚊子咬出了一首诗”。
“文革”十年中，我因《文明地狱》被打成以“美化资产阶级”为罪名的“特大毒草”而横遭迫害，但完全“落实政策”则是十二年后的1978年。不过，在1977年，《诗刊》与《北京文艺》几乎是同时发表了我的诗歌作品。《诗刊》于1977年8月号发表我的《念贺龙》两首悼念贺龙的诗。尽管很短，毕竟在我来说是十二年后的首次开禁，那种感慨系之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昏暗的麻袋中与整日拉车的重轭下早已不再企望还能重操诗笔，当时还真有些生疏了呢。但与之同时，确实也有一种解放之感，记得在那以后不久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上（首都体育馆内），又朗诵了我写的一首新作。这首诗是我由天津回北京探家时，在《诗刊》的办公室直接交给李季和葛洛同志的，而且李季当时就看了，并得到他们的首肯。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了，一直与《诗刊》未疏离过。充分证明与它是有缘的。每在我的诗歌创作乃至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诗刊》都给我留下了良性记忆：在“文革”前我在诗歌创作进入状态的年月；“文革”后的转折时刻；新时期开始的跨世纪的关头，都有。屈指算来，已是四十多年，作者与一个刊物之间能够如此也实在是很不错了。
我觉得，《诗刊》办刊的路子一直是比较正的，而且对诗歌艺术的本身也一直是比较重视的。作为一家全国性的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诗歌刊物，对于今后诗歌的发展无疑是关系重大。我对诗歌的真正的振兴前景是有信心的。在这当中，诗歌园地和诗人本身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不易；五十年走到今天，光荣。真可谓：世纪半阙跨世纪，东风有信又东风。
当代诗人群像
母亲头上的白发
是被村边水塘里多事的芦苇染白的
是被芦苇的儿女们的亲事染白的
是被灶膛里的火苗染白的
是被她缝补日子的心事染白的
母亲头上的白发
是她青春的咏叹调
有一根白发飘落在地
我便能听到她生命的声音
——《母亲的白发》
刘兰松，1936年生，河北省吴桥县人。中共党员。承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科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曾任承德地区作协副主席，现任承德市郭小川研究会会长。自1958年开始创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诗神》等报刊发表作品。曾多次在省市国家级获奖。并入选多种选集。主要作品有短诗集《人字瀑》、《那边风景》，长诗集《剑峰情》、《离宫梦》，散文集《凝望》、《欧洲六国行》，故事集《避暑山庄七十二景传说》，电视剧本《离宫春梦》、《紫塞风情》、《香妃》等。歌曲《美丽的热河泉》于1983年由河北电台播出每周一歌，《山庄有一群小鹿》、《远方的云》、《金鹿饮泉》、《小溪》1987年由北京电台音乐专题节目播出。《多采的风情流成河》由歌唱家演唱，中央电视台播出。
近况：
正在整理在欧洲六国写的短诗，计划出一本诗集。平时喜爱打太极拳、剑，准备去英国教练。
犁是硬弓
铧是利箭
你用千钧之力
绷紧全身的肌肉
迈开稳健的四蹄
拉紧呼呼春风
拽亮阳光万缕
头，倔强地向前低垂
两只犀利的角
直指远方，奔突而去……
在辽阔的大野上
你的犁铧放射一道道
力与韧性的深深轨迹
翻开，一个播种金色希望
生长花香鸟鸣与幸福的新天地！
——《春牛》
田牧，1940年9月生于河北省承德县。1958年5月于《诗刊》首发诗稿。写诗近50年。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承德市作家协会、郭小川研究会理事，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作品曾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等举办的全国性征文中入选、获奖，并被收入《世界华文诗选萃》等多种选集。著有《田牧诗选》。
近况：
依然坚持读诗、写诗。时有约稿函寄来，有选择地写给作品。喜赴诗会，与新老诗友切磋诗艺。坚持学习古典诗、民歌、外国诗和报刊新诗，进行诗歌创作。
晶莹的露珠，
闪耀成透明的文章。
沿着花草的野径，
体味重峦叠嶂——
篇篇醉人，
页页清香！
注释的源头，
是河？
是江？
啊，该是那大海，
快蘸着潮水，
品尝拔丝的太阳！
……
——《晨读》
步九江，蒙古族，1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