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弱者的尊严 作者: 何建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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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蠊膊棵庞种匦驴隽艘环萃碛傻摹靶姓ΨＪ椤薄Ｈ蜗阒κ茉┦芮幢还匮海芩穑匀徊豢习招荨６膊棵拍芄蛔龀鼍辛羲木龆ǎ抢捅？频笔庇�4名干部出面“作证”她任香枝犯了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事。任香枝要求这4个干部每人支付她10000元的名誉损失费，赔偿她因被拘留引发的近一年生病住院所带来的精神与经济上的损失。
开始这几个干部不予理睬，反而骂任香枝是“穷疯了想发大财”。梁雨润经过调查，得出结论：任香枝虽然当时有与劳保科科长发生争吵和辱骂等过激行为，但也不足以施加被拘留的处罚，更何况她是因为领取100元生活补助受到劳保科科长的多次刁难后才这样做的，主要责任方应该在干部。
“你们回去好好摸摸心口，如果觉得对不起像任香枝这样的弱势群众，你们就向她认错，每人赔她2000元的精神损失，要不我将你们的问题交你们上级党委的纪委来处理。何去何从，你们选择！”梁雨润找到矿党委副书记，叫他转告这四个人。
接下来事情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个作假证的干部恭恭敬敬地在第二天带着承认错误的诚意和每人2000元钱上任香枝处赔礼道歉，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为啥都是干部，可对咱老百姓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任香枝在我采访她的时候，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了想，告诉她：区别在于现在有相当多的干部不能权为民所用，以为手中的权只是他自己的。再者，他们已经对老百姓缺乏基本感情。如果不是碰上像梁雨润这样的铁腕人物和一身正气者，这些干部或许连基本的人性都很难唤起，良心就更不用说了。
在写作本文时，正值2006年的中秋节。为了躲避在京城的各种干扰，我回到苏州老家闭门执笔。但脑海里却不时呈现另一个人在北京过中秋节的情景：时间是2004年，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几个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在火车站广场上向中国老百姓发放白面馒头，去拿白面馒头的人不少，他们中多数是赴京上访的人，因为中央机关的不少信访接待部门就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因此那些没吃没喝的上访人员大多聚集在这里。这中间，有一个人因为饥饿晕倒在广场上，可当有人举着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叫他快上外国人那里拿时，他愤怒地回答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那么贱！吃他们给的馒头，我不仅会肚子疼，还会心痛！”
这个人后来我在太原认识了，他叫刘德。刘德很有德，10年受冤申诉，来过北京近百次，每一次出门却都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尽管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那天省信访局的同志安排他来见我，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人，看上去却如风烛残年的老汉。我倒了一杯水请他喝，他双手端了几次却始终没端得起来，最后只能俯下身子，伸长脖子才能喝……
“都是这10年申冤岁月落下的毛病。”刘德开口就已眼泪哗哗，一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这样，足见他积聚在心头的冤屈有多深了！
我让刘德说说他的事，刘德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坏了，这儿坏了，还是给您念材料吧！他掏出一沓发旧的材料，足有十几页纸，我静静地听着他念，一直等到他泣不成声念不下去了……老刘的命太苦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弱者：自己10年前被单位停发了工资，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妻子有病没有工作，连他4口人本来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可失去工作的他不仅要为自己的事到处申诉，还要养活其余3口。日子如此艰难，让这位16岁就在铁路建设兵团战斗的人彻底丧失了男子汉的尊严与力量。
他说他到北京上访因为没有钱买票而被无数次半途赶下车，饿着肚子，蜷曲着身子，躺在寒风刺骨的荒野之上；他说为了在大街上讨口水喝，被人当作流氓挨过耳光……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替有病的妻子卖雪糕，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寒冬腊月里呆在大街上十五六个小时竟然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赔了十几块钱。他还说，妻子患了糖尿病，因为没有钱医治，所以凡是在太原举办过的那类糖尿病报告会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而且都是带着妻子一起去的。因为这种报告会一般都是推销产品的厂家举办的，一是能听到些治疗糖尿病的知识，二是可以免费给妻子测血糖，三是还能获得一些赠药。
刘德说他这辈子最受感动的是：去年春节前后，省信访局梁雨润亲自到他家走访，并派王英同志到他家拜年。“10多年来，在我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之后，每年过年邻居们都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而我们全家人总是以泪洗面，连口肉都吃不上。这一年在梁局长的关照下，市信访局给我200元生活补助。我拿着这200元钱，给妻子买了药，又买了3斤肉，包了饺子吃。这200元钱，对我全家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它不仅是简单的200元钱，它是党和政府对我全家的一份深深的关爱，是雪里送炭……”刘德像背书似的念这一段话时，我听得两眼湿乎乎的。
200元钱能算个啥呢？可刘德却把它与党和政府对一个弱势平民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老实说，我既感欣慰，又感悲切。
“1971年，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铁建兵团，战斗在京原线上。我们所在的地方，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住在老百姓家里，连玻璃窗都没有。白天我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环境下修路，晚上睡在没有火的炕上，还要军训。可没有一个人说苦。记得一天，军代表看我写的字不错，就说你用毛笔写上14个大字，然后再刻在我们开凿的山洞口。于是我拿起大笔写下了：条条铁路通北京，红心永向毛主席。”
刘德是与我同年代的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不讲条件、不讲报酬的为国家奉献的年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中许多人今天成为干部，成为富人，也有的成为名流，但多数像刘德一样，他们还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他们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和睦安稳的家庭，他们就是平常百姓了。可刘德是其中的不幸者，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最后莫名其妙地连个饭碗都丢了，使家庭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
人的一生出现不幸在所难免，问题是像刘德这样的不幸并非天灾造成，而是人祸所致。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我们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明知其处在饥寒交迫的不幸中，仍然那么冷漠，甚至无情，那么脸露微笑地往他的心上扎刀子，这就是丧尽天良了！
现今社会上，这种情况不少见。刘德是一例。
1995年，还是太原城北区人大代表的刘德被调到太原某街道办事处任企业办经理。这位多次被上级评为先进个人的人大代表，正以勤勤恳恳的态度工作，力图解决企业办遗留的问题时，由于新任办事处主任与原来的老主任之间有矛盾，老实巴交的刘德莫名其妙地被当作老主任的人而先是被搁置起来，最后干脆找个理由“你就别上班了”。不给工作还不算，后来工资也停发了。刘德找到那个主任，苦苦恳求说，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是当清洁工我也甘愿嘛，我全家靠那份工资，你总得给我一条生路吧？人家冷冰冰地回答他：没用，现在体制改革，你就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行！
听听，理由充分，而且毫无回旋余地。这种干部在整人方面“水平”总是不一般。刘德可就惨了，他向办事处的上级单位申诉，人家摇头说，你们办事处领导不点头，我们也不好办哪！刘德再往上反映，但他发现最后落实起来，还是转到了原地——踢他走的那个办事处主任那里。“你还敢告我？那你去喝西北风吧！”
刘德开始不信这邪，便上省里反映，后来到北京申诉。“每一次出远门时，总是心里极不是滋味。走，又不放心家里年迈的老父亲和重病的妻子；不走吧，自己的问题等于石沉海底。妻儿的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心碎……”刘德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而正是这样的人在受到如此沉重打击下，容易出现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他又是个非常要脸面的人，用他的话说，“我即使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也不会用脏话回敬。”而这，又反而被人看作是“神经不正常”。
十余年上访之路，刘德没有在哪一级组织和部门面前有过过激行为，而这也似乎注定了解决他的问题始终遥遥无期。
“我难忘2004年4月2日这一天……”这一天正是梁雨润第一次出现在省信访局接待室的日子。来的人太多，二三百个有问题企盼尽快解决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省信访局，排着长队要找“当代包公梁雨润”。
“每人只能讲5分钟啊！”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他们既要维持秩序，又同时希望来访群众都能与梁雨润副局长见上一面。
“就这5分钟的谈话，我一下感觉十多年跑的漫漫申诉路有了希望。”刘德拭着眼泪，放下手中的材料，“因为当时梁局长听完我的申诉，当场表态：3个月内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这是我10年申诉中见到的第一位省局领导，也是第一位能用这样肯定的话回答我的干部。当时我内心特别激动。之后，我经常清早4点多起床，先把家务做完，再带上一个馒头，6点左右到省信访局门口等梁局长。知道他每天上班很早，而且也知道找他的人多，我这样做就可以保证能见到他。每次梁局长见我后，都会耐心倾听我的诉说，并告诉我我的事情协商处理的进展情况。由于我的事时间拖得长，又加上基层某些干部从中作梗，梁局长他们处理起来难度挺大。为这，梁局长还特意将我的事向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银焕同志作了汇报，金书记作了重要批示，敦促有关部门加快处理。2005年春节刚过，梁局长带着部下连续3天为我的事召开有多个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终于在农历正月十四这一天，将我沉冤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当我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时，85岁的老父亲连声说，我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里好干部多！”
刘德的不幸和后来的庆幸，都与遇上不好的干部和好干部有关。结束刘德的采访，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想着一个问题：假如刘德这样的人后来没有遇见梁雨润，他的事是否还要再拖10年、20年呢？
我没有找到结论。
那天我连续接待了5位昔日上访者。刘德之后的一位叫赵满宏，共产党员，原来在某矿当处级干部，也是因为新任领导与原任领导关系紧张，结果把他扯了进去，最后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3年徒刑。赵满宏同样四处申诉，8年得不到申冤。梁雨润接案后，多次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