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妃 作者:章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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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4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有人说，顺治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不符合事实。从现有材料来看，顺治还是死了。顺治帝患天花有历史记载，清廷还曾禁止民间炒豆。还有更加直接的证据：顺治病危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了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召王熙到养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汝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到初七日傍晚《遗诏》撰写与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就去世了。顺治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遗体秉炬火化。溪森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了这件事。所以，顺治帝确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下嫁”之谜与“立后”
第一部分 “下嫁”之谜与“立后”（3） 作者 ： 章恺 董鄂妃是谁？
董鄂妃是何许人？她有什么样的魅力令这位至高无上的年轻君主甘心为之生，为之死？
董鄂妃，她的来历有三说：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江南名妓知书多艺，倾慕东林，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卞玉京与吴伟业、顾眉生与龚鼎孳，都是佳人配才子。持此说者认为，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对照着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民国初期，我国不少地方上演了《董小宛与冒辟疆》一剧，而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已经有16岁了，顺治帝才2岁。而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才18岁。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33岁了，这样的年岁显然不合。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大致的情形是：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16岁。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巧遇陈圆圆，称她“令人欲仙欲死”，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到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20岁，入冒辟疆家为妾。董小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一心一意做良家妇女。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22岁。清豫亲王多铎领军渡江，破南京。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董小宛辛苦侍疾，无微不至。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岁。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姬当大火烁金时，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董小宛二度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岁，病死。这不仅有冒辟疆的笔记，还有当时不少文人墨客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董小宛确实是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顺治大14岁，同冒辟疆结婚9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已病死。冒辟疆写的《影梅底忆语》明白地写着董于顺治八年（1651年）去世。当时，海内无数名流以诗词相吊，这时世祖才14岁，不可能纳董小宛为贵妃。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根据陈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但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本书采用此说）
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让那么多文人墨客梦绕魂牵，赋诗寄情；又让那么多历史学家费尽心思，苦心考索。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但本书较为支持第三种说法。
“下嫁”之谜与“立后”
第一部分 “下嫁”之谜与“立后”（4） 作者 ： 章恺 太后下嫁之谜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后下嫁。这也导致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云之起，是由于张煌言收录在《奇云草》中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建夷是指建州之夷，是明朝遗民对清朝王朝的蔑称。觞是盛酒的杯子。合卺指成婚。慈宁宫是孝庄住的地方。阏氏是汉代匈奴称呼君主的正妻。诗的前七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无法是诋毁丑化敌国君主。最后一句颇费解。细推之，原来指得是多尔衮无子，以弟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得是多尔衮的义子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铎的“虾子”为子。先前我将这首诗作为无稽之谈，但从多方面的证据来分析，“太后下嫁”的确是事实。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皇太极死时，庄妃才32岁，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继位。一个是三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在当时，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是睿亲王多尔衮。他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理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人们认为，孝庄为了保住儿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多尔衮。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族旧俗首先从当时满族婚俗来看，嫂嫁小叔、兄纳弟妇之事常常发生，此事不足为怪，甚至还有不管辈份的婚俗（汉族礼教称之为“乱伦”）。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盛年寡居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如顺治皇帝的大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在清贵族政治斗争中死去后，他的两个妻子就分别被叔父辈的多尔衮、阿济格娶去。庄妃是蒙古人，十三岁时就与其姑母一道嫁给皇太极，因其美貌聪慧能干，受宠多年，生有三女一子，其子后来就被立为顺治皇帝。1663年皇太极死时，庄妃只有三十一岁，虽被尊为太后，仍当华年，美丽异常。多尔衮大权在握，岂能放过这天赐良机。这时清王朝刚入关，满洲贵族从东北刚入主北京，受到汉族文化与纲常礼教的影响与束缚很小，还大量保留原在东北时的旧婚姻风俗，如清皇室与贵族中寡妇改嫁的事频频发生。因此孝庄太后（庄妃）与小叔多尔衮结婚的事就是比较正常的事了。我们切不可用汉族的传统纲常礼教去要求和看待清初的满洲皇族。
论据三：多尔衮的“皇父”称谓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人们认为，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皇父”称号非但举国轰动，甚至已经“声闻海外”。《朝鲜仁祖李倧实录》载：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朝鲜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令世界当做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论据四：皇帝谕旨露出破绽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这无意间透露，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分宫而居，而且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否则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另外，徐柯《清稗类钞》中对“太后下嫁摄政王”有较为详细公允记载。
论据五：风水墙的诉说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嫔妃最终都要与皇帝合葬。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按清制，她应归葬到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旁，因她是皇太极的庄妃，但结果她却被葬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孤零零的，无依无靠，且陵墓在东陵的“风水墙”之外。这种悖乎常礼的葬法多年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种种议论，其中可能有难言之隐。有人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皇太极的刻意安排。史料中也确有这样的记载。太后在遗嘱中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对祖母孝庄的心思，康熙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将孝庄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才为孝庄建陵安葬。还需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嫔妃，都葬在了风水墙之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孝庄太后在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死，享年七十五岁。
论据六：有人见过“太后下嫁诏”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虽由于后来清皇室受汉族影响日深、纲常礼教观念加强，因而不让将此事记载到正史中，甚至原有的记载也被删改，使我们今天很难查到有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到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到有关此事的明显痕迹。如清故宫藏顺治朝的“批红”题本及《东华录》上，就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