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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正说清朝十二妃 作者:章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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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这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
  26日,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得枢臣大吃一惊。
  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予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驱使,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十八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文廷式,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人都主张对日作战,支持光绪帝掌权,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反对手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日妥协退让的主张。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雄峻、张仲炘、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指斥李鸿章,其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不能容忍光绪皇帝专宠珍妃一人。就在此时,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诬陷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自主朝政。慈禧接到奏报,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将文廷式革职,押回原籍,永不录用。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
  珍妃在这件事过后,又因私卖官缺一案泄漏,并且顶撞慈禧,使慈禧更为恼火。
  事情是这样的。珍妃为人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但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挖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
  卖官的契机是光绪皇帝同她谈起筹建海军的事,告诉她,李鸿章已同英国领事谈妥购买几艘军舰,只是国库空虚,无法办到。她便对光绪说:“日下财政困难,莫如索性卖官,国家就可以得到一笔收入,这样就可以弥补财政的不足,买军舰什么的,也就有了着落。”她的这一“改革”方案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并被批准她和她的胞兄志琦来实施。
  珍妃依靠胞兄志锜,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縴——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意为“小车儿不倒只管推”)、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珍妃住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涉及。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求请,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动外界舆论纷纷。史籍记载:“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光绪帝),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光绪 20年甲午(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那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也实在不像话。
  珍嫔她们勾结太监引线,卖了一些官缺,得钱除上缴国库外,有一部分则落入她和志琦的私囊。这件事被隆裕太后打听到报告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虽已让光绪亲政,但仍时刻关注朝政。她对光绪的一些维新措施本来就不满,一贯认为“祖制没有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当得知珍妃竟敢勾结太监私下卖官,还趁机贪污,岂能不火冒三丈?于是有了珍妃被杖责的事情发生。
  杖责
  第四部分 杖责 作者 : 章恺 史载:“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此时,就是光绪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光绪当年10月29日下旨:“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第七等),以示薄惩,而肃内政。”此事将珍妃的姐姐瑾妃也牵连了进去,但是,诏旨虽将瑾妃相珍妃并提,而注重是在珍妃。据说珍妃私卖官缺得了银两之后,不忘姐妹情谊,也分给了瑾妃一部分,故两人同时被贬。珍妃的胞兄因此举而失去了工部笔贴式职务。
  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据原宫内老太监信修明说,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事败后,珍妃之兄志锜惧祸逃沪,光绪24年戊戌八月被革职,上谕云:“工部笔帖式志锜撞骗招摇,不安本分,着即行革职。”瑾珍二妃俱责受罚,但重点在珍妃。慈禧如此恶恨珍妃,是有原因的。《国闻备乘》中有一段“后妃以言语得祸”,予以记载。作者胡思敬说珍妃性格倔强,收贿卖官东窗事发后,李莲英于宫中搜出两妃前师文廷式的信函,内中对朝廷多有指斥,慈禧阅后怒气冲冲地前往慈宁宫,抓住珍妃卖官鬻爵一事责讯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珍妃则顶撞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意思是你自己垂帘听政有违祖制,否则我怎么敢这样做呢?我收贿卖官还不都是向你学的!慈禧搞垂帘听政,虽然已有30余年,但朝廷内外不满之声就一直没有平息过。同治死后,本来应该为其立后,即应从下一辈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过继给同治,算是同治的儿子。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祖母级的太皇太后,不好意思再去垂孙子的帘。因此,慈禧立了与同治一辈的“载字辈”的光绪,达到重新垂帘的目的。她当然知道这样一来,天下士林意见就更大了。所以,她最听不得的话就是讽刺其垂帘。慈禧当场大怒,命剥去珍妃衣服“袒而杖之,降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愤犹未泄,后卒致之死。惟景皇后(隆裕),瑾妃以庸谨畏祸获免。”虽然《清史稿》上没有很明白地写出珍妃是否有被杖责;但从一些历史数据上依然可以推测出蛛丝马迹。
  首先是慈禧太后曾发布两道懿旨;以上谕的形式;制成木框表黄绫牌子两块做为禁牌。
  其一文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1894年11月27日 ) 奉皇太后懿旨; 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伺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 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以重惩办;绝不宽贷;钦此。
  其二文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妆饰衣服;俱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对象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特谕。”
  除了上两道严厉的懿旨外;最关键的便是清宫档中太医院的脉案。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太医院张仲元太医的给珍妃看病的记录是:“六脉沉浮不见……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十一月初一子刻;抽搐又作;牙关紧闭紧急;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亥刻;抽搐见止;仍觉筋惕肉颤……周身筋脉疼痛。”珍妃的脉案与慈禧太后颁的懿旨日期相近;又是典型的被杖责后的症状,可推断珍妃就是在那时候被杖责的。
  冷宫
  第四部分 冷宫 作者 : 章恺 不仅如此,慈禧还援宫中成例,犯事儿的嫔妃均交皇后严加管束,珍妃被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专门严加看守,暂时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不过第二年,珍妃就被释放出来,又开始在光绪身边为他排忧解难,对他嘘寒问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图强。光绪帝也想励精图治,振兴国家,并希冀在变法中从慈禧手中夺回实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辅佐下推行变法。珍妃对光绪帝的变法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据太监张兰德回忆说:“甲午年以后,光绪皇上要变法,每次召见完王公大臣,退朝后,总到珍主儿那里商量国事,珍主儿也总帮他拿主意。”珍妃是否在光绪变法期间参与筹划,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从佐证,但是,珍妃在政见上是支持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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