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帝一起流浪 作者:阿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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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吧，老爷子。我爱你！”
小胡木匠都听习惯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
小胡木匠的母亲非常爱这个中国老人。这个中国老人从不酗酒，也从不吸烟，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会默默无声地去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国老人面前特别充实。而且，这个中国老人非常体贴她。他所做的一切，像对待一个孩子。这样的好男人在全俄罗斯也找不出一个来。
中国的一些男人认为，一个仅仅在女人面前逞英雄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好汉。
每当犹太人和俄国混血儿到她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这个中国老人就会默默地躲在厨房里，为他们煮茶，做点心，或者默不作声地给壁炉添柴火，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
她也常想，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的老伴儿，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小胡木匠的母亲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
当然，这需要时间。
只要人活着，时间总是够用的，她想。
小胡木匠长大了。一方面，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手艺，正如俗话说的那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母亲的贵族血统，常常显得傲慢。再加上他年轻，手艺又好，脸上常常是一副嘲弄人的样子。
请不要过分地责备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恰恰心地不坏。
十几年来，小胡木匠在母亲的培养下，不仅学会了绘画，而且还学会了弹钢琴和吹小号。每逢周末，或者节日，路过这里的人会听到从这幢精致的住宅里传出来母子二人的歌唱声和钢琴的琴声。
他们母子唱的当然是俄国的歌曲，这些忧郁的富有俄罗斯风格的歌曲，常常让那些流亡者感伤不已。
他们是一些靠着嘴来发泄情绪的普通人（这种类型的人在世界上多如草芥），而不是那些靠枪来发泄的强人。
他们常常在周末举行家庭集会。不同的是，参加集会的年轻人多了。而这些年轻人又大多是出生在流亡地的第二代。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不知道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能在哪一天随着自己的父母回到陌生而又神秘的祖国去。他们喜欢唱的一支歌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们已无家可归，在天涯流浪……
小胡木匠的嗓子非常好，歌唱得也不错，听起来是一个纯正的男中音。他那宽厚的、充满伤感的歌声，让那些女孩子们倾倒了。当聚会结束之后，他会悄悄地告诉其中的一个女孩，让她从自己卧室的窗户外面爬进来和他约会。
他记得那个被杀害的英国绅士曾开玩笑地说过：“如果让一个女孩从你的窗户外面爬进你的卧室里去，你的感受肯定会有所不同。”
这个小胡木匠在他的卧室里，曾分别和好几个女孩约会过。
第二代流亡者的生活，除了学习，恐怕就是干这种爱情游戏了。他们在这里干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他们的祖国，而仅仅是为了生活。
小胡木匠的母亲知道她儿子的这些荒唐事，但她只能无可奈何地、严厉地看着她的宝贝儿子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
儿子卧室的那扇雕着木花纹的窗户，还是打开着的，被晨风吹得嘎吱嘎吱地响。
小胡木匠的母亲发现儿子卧室的后窗户外有一个轻巧的小梯子，这梯子搭在外面的窗台上，通过这个梯子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到卧室里去了。
小梯子做得不错，从梯子的磨损程度看，毫无疑问这个梯子已经被使用过无数次了。
她本想把这个梯子挪走，但还是让它留在了那里。
她想：儿子长大了，随他去罢，我们毕竟是流亡者啊……
哈尔滨的冬天很快又到了。温暖的天气，在哈尔滨总是很少的。夜里下过一场大雪，足有半米厚。清晨伊始，犹太流亡者社区里人声鼎沸，每家每户都出来扫雪了，清除自己栅栏院和道路上的落雪——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每一个新的季节来临的时候，人的心情也总是愉快的。
扫雪的人们发现，小胡木匠的母亲正挽着一个老人，从大路口那儿向这边走来，这些扫雪的流亡者，都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看着。
几个年岁大的人，终于认出来了，那个老人就是小胡木匠的父亲。
当他们夫妻从流亡者当中走过的时候，人们鼓起掌来。每一个人都过去亲吻这个老人和他的女人。
“谢谢，谢谢。”
他们夫妻这样说着……
小胡木匠也正在清除自家栅栏院外的积雪。
他看见母亲搀扶着一个老人向自己的方向走来时，不由呆住了。他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在告诉他：“这是父亲！”
小胡木匠在这一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这个老人由母亲搀扶着来到了他的面前，小胡木匠按着中国人的风俗，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了。
老人扶起了儿子说：“孩子，你受苦啦……”
小胡木匠的母亲，这个高贵的犹太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黑瞎子
我岳母家住在偏脸子一带的铁路房那儿。先前那儿叫华沙街。附近还有什么科洛列夫斯卡亚街、日托米尔街、塞瓦斯托伯尔斯卡亚街、耶戈尔街、特维乐斯雅街等等。
最早，那一带是沼泽地，是蛇獾的家园。是那些流亡到这里的俄国人和犹太人开发了这里。
附近还有铁路、工厂、商店、教堂、铁路子弟小学和中学等等。
当时的铁路房一律是那种单体的俄式平房。那个时代没人喜欢住楼房。只有独身宿舍的人才不得不住楼房里的二层铺上去呢。
铁路的单体式平房，家家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木栅栏院子。
我岳母后院的那幢平房里，住着一个俄籍的犹太老人。我曾见过他。
他的身体很壮实，留着黑蓬蓬的胡子，头上戴着一顶犹太人戴的那种小圆帽，脚上总是穿着一双笨重的高筒毡靴。在他的身边有一只与他形影不离的黑狗。那只狗的名字叫黑瞎子（即黑熊），叫长了，附近的人把狗的主人也叫成黑瞎子了。
那幢俄式平房里只住着他一个人。
他跟谁也不来往，甚至也不跟那些俄国侨民来往，只是在每个星期六的“安息日”，带着狗，去通江街南头的那座人去楼空的犹太会堂。
他总是走着去的。按照犹太教的规定，在安息日内，犹太人要坚持步行约三分之二的路程，即“安息日路程”。
到了那里，无人的会堂的大门锁着。他就在会堂的外面站一站，那只黑狗就站在他的身边，一声不响。下雨的时候他会打把黑伞站在那里；下雪的时候，他穿着那件破大衣，围着很厚很长的围脖站在那里。黑狗和他的身上都落上了雪花。在落叶纷纷的晚秋，他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
真令人伤感。
他的院子里种着许多果树。等到樱桃、李子、杏成熟了，树枝被累累的果实压弯了，他也不去摘。或许他摘了，像许多侨民那样做果酱或者酿酒了，但毕竟没人看见。于是，附近的小孩便跳到他家的院里偷果子吃。远远听见黑瞎子的脚步声，小孩儿们便跑了。
他总是喜欢在月亮如同银盘的夜晚，站在院子里看月。月光把他和他的狗镀成了银色。不知道这个犹太老人有没有自己的年轻时代，有没有过他的心上人……
他好像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到了夜里，他的那扇花隔窗那儿会透出橘色的灯光。
后来，那橘色的灯光灭了。不知道他去了哪儿。那幢上了铁锁的房子也渐渐地破败了。
或许，他去了犹太会堂，或许他去了江边——他和他的那只叫黑瞎子的狗常去江边坐。他好像很喜欢江，还喜欢坐在那儿画着什么，难道他是个流浪落魄的画家？
或许，他被神召走了。
神也是需要画匠的。
考布切夫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洋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
在辛亥革命之后，哈尔滨光电影院就有好几家，像杰克坦斯影院，像建于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现在的和平电影院，它是我国最早的电影院），像“巨人”电影院、“水都”电影院、托尔斯泰电影院、马迭尔电影院等。而且，当时哈尔滨的铁路俱乐部还经常举办露天音乐会。早在1925年，哈尔滨就有了格位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30年时就有了犹太人安德列耶娃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犹太人的艺术沙龙“荷花”画室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无线电广播、报纸刊物、冰上运动、选美活动、帆船竞赛等等。纯中国味的有京剧、评戏、武术、书法、国画，包括走街串巷的民间乐队等等。中西杂处，各得其乐。
俄国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考布切夫（犹太人）随着军队到哈尔滨来之后不久，干了一件让他一举成名的大事。1909年11月26日，作为摄影记者，考布切夫随着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去哈尔滨火车站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伊藤博文。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意外”地拍摄下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全过程。
事后，考布切夫把它制成一部纪录影片《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在全世界公映，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巨大的成功使考布切夫备受鼓舞，他立即着手创办了“考布切夫”电影院。在他的电影院里播放的，全部是他亲自拍摄的纪录片，如《1901年哈尔滨自行车比赛》、《1911年哈尔滨飞行表演》、《1911年哈尔滨流行鼠疫》、《1932年哈尔滨特大洪水纪实》等等。他的影院播放《伊藤博文在哈遇刺身亡》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
考布切夫几乎生来就酷爱摄影。他经常说，他是神派来的摄影使者，是神让他把人间的一切拍摄下来，让神的子民弃恶扬善。
考布切夫简直是一个奇人，他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的觉，然后起来，到暗房去工作，洗印胶片，制版，剪辑，干起工作来非常忘我。总之，除了去犹太会堂做礼拜之外，任何事情也无法把他从摄影工作和暗房里拉走。
执行公务的时候，考布切夫要穿上军装。平常，他就是一身犹太人的打扮，大胡子，黑礼帽，穿一件长长的黑色长袍。人们经常看见他端着摄影机，扛着三脚架，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城市的建筑、教堂、中央大街之夜，那座有荷兰一样的大风车的香坊粮库、太阳岛浴场、霁虹桥上的“魔电”车、松花江畔的临时火车、广场上的热闹人群、街头小吃亭、报摊、运送啤酒的马车、松花江上的冰十字架、中国人的旧历年、中国的手艺人、说书馆、京戏……无一不是他拍摄的对象。
考布切夫几乎成了老哈尔滨城市的一道风景了。
然而，考布切夫却不是一个能经营电影院的人，就像一个小说家、画家不大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成熟的首长一样。加上他的电影院只播放他本人拍的片子，再加上他本人又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许多军队的工作让他无法脱身，军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