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帝一起流浪 作者:阿成-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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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这种玻璃的大啤酒杯，被红卫兵当做“封、资、修”给毁掉了。幸好，啤酒毕竟不是政治，喝不喝啤酒不是革不革命的立场问题。于是，啤酒照样卖，只是那种杯不见了，改用中国式的粗瓷大碗了。然而用这种碗喝啤酒，许多人总觉得别扭，似乎啤酒味也不大对劲了。于是，因陋就简，弄了一大堆空罐头瓶子，涮干净后用它来盛啤酒卖。这样看起来情况要好一些，餐客的感觉也可以。有的餐客索性用大号的搪瓷盆装啤酒，放在餐桌上，哥儿几个用那种罐头瓶子，你一杯我一杯地舀着喝。有人戏言说：“哈尔滨有四大怪，自行车把朝外、大面包像锅盖、喝啤酒像灌溉、生个孩子吊起来。”这绝不是夸张。
在“文革”时，由于啤酒厂生产不景气，啤酒的供应成了问题。逢年过节，买啤酒要票了，一张票给几瓶几瓶，显得很珍贵。由于啤酒的缺乏，市场供不应求，马迭尔宾馆就试图用那种俄式的“戈瓦斯”，以补充啤酒的供应不足。但是买账的客人不多。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
1938年，德国的犹太人斯特恩一家不堪忍受法西斯迫害，流亡到哈尔滨。赫尔穆特·斯特恩是著名小提琴家，德意志室内乐团创始人，现在是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他就曾在马迭尔宾馆有过一段零打碎敲的乐手生涯。
马迭尔还拥有全市最豪华的舞厅，并且俄国舞女是这里的主角。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舞迷王某回忆说：
“从老中华民国、伪满，直到1949年取缔哈尔滨歌舞厅时，哈尔滨各大小歌舞厅中到处都有俄国舞女，伪满以前，更是俄国舞女独霸的天下。当时，哈尔滨歌舞厅这个社交场所，就好像专门为俄国舞女准备的，日本舞女也有一些，但不多。就是在伪满，日本人统治时期，日本的舞女也不多。而当时的中国妇女，由于大都是三寸金莲，这就剥夺了她们涉足舞场的权利。在哈尔滨，中国舞女上舞场大多是伪满中后期的事。这些人大都是后来放的脚，后学的舞，但无论是体力还是舞技，都无法与俄国舞女相比。总而言之，从民国、伪满，到解放初，俄国舞女一直是哈尔滨各个歌舞厅的主角、香饽饽。当然，这些俄国舞女也有一些暗娼，如果哪个男人想带俄国舞女回家过夜，就按照伪满时的老规矩，在去歌舞厅之前，事先用俄文写上‘请到我家做客’的纸条，纸条里包上过夜的报酬，在和俄国舞女跳舞时，放到舞女的手心里，她就心领神会了，只要报酬合适，几乎没有拒绝的。如果不懂俄语，又抹不开求别人代笔，干脆用张白纸包上报酬，也照样好使。”
马迭尔饭店的创办人是俄籍犹太人约瑟·开斯普。马迭尔原名叫哈尔滨旅馆，这座有小凡尔赛宫之称的酒店，是由一个叫斯维利多夫的设计师设计的，承建商是日本近藤林业公司。
据曾侨居在哈尔滨的意大利间谍万斯白说，日俄战争时，在沙俄军队当骑兵的约瑟·开斯普，在战后“做了哈尔滨最上等饭店——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当1932年哈尔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约瑟·开斯普担心财产被日本人掠去，他设法把财产转移到已加入法国国籍的儿子名下，法国国旗就高挂在马迭尔饭店的屋顶上了。
1933年4月惨案发生了，约瑟·开斯普的儿子被日本特务利用的白俄匪徒绑票了。当时正住在马迭尔饭店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我们住的马迭尔饭店的主人正在担忧他的失踪的儿子，一个有才能的钢琴家西蒙·开斯普。他是一位法国籍的钢琴家，他被俄国匪徒绑去，要求他父亲交出三十万元的赎金，否则要砍掉他的手指。结果，他被割去耳朵并且被害死了。”儿子的惨死使约瑟·开斯普于1934年离开马迭尔前往法国。
上个世纪30年代初，马迭尔饭店不仅“专门”招待国内外名人，而且还接待过国联李顿调查团。1932年9月9日下午，国联李顿调查团下榻在马迭尔宾馆。资料表明，该团有李顿爵士和美、法、意、英五名委员，随员二十六名，中国方面顾维钧等五名，日本方面吉田等十九名，日军部五名，伪满外交部大乔中一等三名，以及其他人员共百余人。当国联李顿调查团到来的这一天，哈尔滨车站戒备森严，沿途“加岗戒备，非常严重”。日伪警察当局在调查团下榻的马迭尔、格兰德、新世界等旅馆布满了暗探，绝对阻止外人接触调查团。
日本特务机关往马迭尔饭店派出了大量的日探，并通过东省特警处的日本顾问，派遣伪警察装作普通旅客占据了调查团卧室的邻近房间。三个伪警察冒充饭店的职员，扮作茶房、侍应生、房间侍役、大厅侍役和其他杂差。哈尔滨的日伪警察当局还特别雇用了三个日本女子扮作女侍监视调查团卧室。其余几十个探员都分散在餐室、阅报室、会客室和饭店四周。至于像格兰德旅馆和新世界饭店等住有调查团成员的地方，也如法炮制，做了严密的布置，绝对阻止任何人接触调查团。
作为国联调查团顾问的中国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回忆：“事实上我们一到达，中国军队就要向日本人进攻，要和日本人战斗到解放东北为止。”同时，顾维钧几乎通宵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因为在松花江北岸已发生了中国军队进攻哈尔滨的战斗。
在哈尔滨市内的各界爱国人士也想方设法接近国联调查团，表达不愿做亡国奴，要独立、求解放的心声。据当时被日本雇用，并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大利人万斯白说，国联调查团逗留哈尔滨期间，就有五个中国人和两个俄国人因为想递信给调查团而遭到逮捕和枪杀。一个工艺学校的俄国青年学生，因为想递信给李顿爵士，抗议他想要求学的那所学校被封，就在调查团所住的马迭尔饭店的二层楼上，被日本人杀死了。
国联调查团离开马迭尔饭店半年多之后，才发表了一个隐讳其词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日本于1933年退出国联，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它“万世一系”的殖民国土。
马迭尔宾馆在九十多年的历史磨砺中，六易其名，1987年1月1日恢复“马迭尔”原名。1945年前马迭尔是以外文名称与世人见面的，初是俄文，1932年随着马迭尔老板改变国籍和升起法国国旗，店名也随之改为法文，在日伪统治期间，又填写了日文店名，汉字的“马迭尔”不过是汉译名。1993年8月23日，马迭尔宾馆在国家工商管理局正式注册中文名为“马迭尔”、英文名为“MODERN”的商标，商标号为779933。
只要你到哈尔滨来，马迭尔宾馆还在，你不妨进去参观参观。
犹太人的桑拿浴
在犹太流亡者社区那条繁华的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有一家桑拿浴房，这家桑拿浴房是一个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犹太人开的。
从外观上看，这个桑拿浴房像日本式的宅院，外形颇为简陋，是一幢砖砌的房子。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气候太寒冷，不是厚砖砌的房子，或者像中国人那种土坯垒成的泥房子，过冬是不可想象的。
桑拿浴房砖墙的表皮上还竖着“贴”上了一层厚厚的、棕色的木板。粗一看，还以为是木板房呢。正是这种样子，使得这家桑拿浴房在流亡地、在涅克拉索夫大街，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个犹太人开的桑拿浴房，有男女两个桑拿浴室。除此之外，还有供一般洗浴用的大木桶、淋浴室和休息室。
休息室里有十几只躺椅和几个小茶几，小茶几上面，扔着几份湿乎乎的、过了期的旧报纸及烟灰缸。档次比较高一点的浴客，还可以享受热咖啡、小点心（就是列巴片和果酱）、印度茶末——自然，这需要另外付钱。
这个桑拿浴房每星期只开两次。
到这里“桑拿”一下的流亡者和混血儿总是很多。
欧洲人大约生来就与桑拿浴有着不解之缘。
我的一个朋友说：“洗桑拿，像吸毒一样，能让人上瘾。”
在桑拿浴房开业的日子里，那个犹太人把事先烧得里红外灰的石头，堆放到桑拿浴室里。
桑拿浴室一次可以“桑拿”十几个流亡者和混血儿。
洗桑拿的人将热水泼在火热的石头堆上，石头堆“扑”地冒出一团灼热的水蒸气——这就是桑拿。桑拿木房里的温度，最高可达一百度，让浴客连气都透不过来。
被桑拿的流亡者们光着身子，呆呆地，像没有灵魂一样地坐在那里，让高温的热气“蒸”着自己。
洗桑拿，事先要把自己头发弄湿（不然头发会被烫脆烫软），手指上的戒指、耳朵上的耳环，也须事先摘下来，免得它们被加热后灼伤自己的皮肤。
在桑拿浴室里，赤裸裸的浴客每人手里都抓着一条湿毛巾，预备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它捂着嘴，缓解一下。
刚刚开始桑拿的时候，这些流亡的浴客还可以相互聊聊天，谈谈各自国家的一些有趣的风俗、旅游胜地和自己国家的桑拿浴的特点，谈谈风味小吃、足球明星、电影明星、彩票、马票等等。
倘若桑拿浴木房里的几位浴客投脾气，也会谈谈自己今后的打算，将来是回自己的祖国去，还是去另外的国家谋生等这样一些重大话题。
桑拿浴房里的温度很快就上来了，浴客的皮肤开始大量地往外流汗，汗水像无数条小溪一样，从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蜿蜒地流下来。但此刻，浴客的五脏六腑还是冰凉的、紧缩着的。等到五脏六腑被桑拿热了，才是灵魂与身心大解放的时候。
女桑拿室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洋女人和混血儿光着身子坐在封闭严实的桑拿室里，相互聊着天儿。
女人们一直是把聊天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来对待的。
桑拿室是女人们聊天的最好场所，当汗水从她们肥胖的身上往外畅流的时候，仍不能使她们沉默下来。她们仍在喋喋不休地聊着。
一般来说，女人的肺活量要比男人大得多——女人总是最能承受各种“痛苦”的。不然，上帝就会把生儿育女的任务交给男人了。
这时候，那个犹太人在院里继续烧那些桑拿用的石头。烧石头的整个状态像民间的土法炼钢。
在这一天里，他得连续烧四炉石头才能满足当天桑拿浴的需要。
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干活认真的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头灰发，样子有点凶恶，但他从不恶语伤人，只是按部就班地循着桑拿浴的程序，干自己的活儿。
在开桑拿浴的日子里，他事先从井里打好多水，将淋浴箱和浴桶都打满水（他把院子里的那架机井，也像俄国人那样，称为“马神”），又将这些水烧热，准备好。他几乎是顶着星星就开始干这一切的。这是一桩累活，波兰人干得浑身都水淋淋的。
他很愿意干这个活儿。
犹太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家在华沙。
华沙是世界上一座颇为有名的城市，它在维斯瓦河中游的玛佐夫舍平原上，是一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