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 2006年第20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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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比子川大了十多岁，但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经历上，却有着许多类似的体验和观察。譬如他写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的诗，不仅勾起我的一些沉重的回忆．而且也加深了我对华滋华斯所说的“诗是宁静中的回忆”的理解。我还为此写了《1970年发生了什么……》（见《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一文。我从他诗所看到的“历史”，虽然已经随风远逝，但文字所留下的真实，却是无法磨灭的。
以前在大学读书时。对个别老师总是津津乐道于“野史”而对“正史”似乎不屑一顾．往往并不能理解。如今经历了数十年的人世沧桑，总算是明白过来了。而诗人进入历史的方式，恐怕得另辟蹊径才行。子川那些写“1970”年的诗，在一些“大手笔”书写“正史”时，也许是不屑一顾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时间的虱子”们而言，却是最真切不过的历史。子川写道：“秋风梳篾大地／人是时间缝中一只虱子”．所以我希望在他的诗中读到的，正是这“一堆虱子”的跳蹦，而不是“大手笔”所书写的“历史”。再譬如，子川写的《向日葵》，从凡高那“灿烂得令人起疑”的“一次次扭曲我所熟悉的向日葵”到“曾经向着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的向日葵，前者的“扭曲”是艺术，而后者的真实却意味着荒诞。艺术能够与历史共存，而荒诞却随着历史而消亡。因此，人们从子川那“信手抓起一把葵子／不小心嗑出一堆1966年的阳光”中，“偷窥”到了一种对历史的调侃与嘲弄。
诗人进入历史并与历史共存亡，这好像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其实，如果从平民的视角使其微观化，这本是一个很实际很具象化的话题。只要诗人不妄想叱咤风云，不无端地编织自我陶醉的英雄梦，不自作多情地充当什么代言人，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诗意栖居的普通人，那么，进入历史并与历史共存亡，便是一件十分普通而正常的事情。就像子川在《黄昏》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从黄昏切入生活，／有一种微醺似清香型佳酿。／飞鸟入林去，／行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清晨所没有的感觉，／也是晌午所没有的感觉。／黄昏令人陶醉；／一千年前，婉约的词风吹我，／两千里外，钢蓝的海风吹我。”就是这种“切入”的方式与姿态，使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作诗意的栖居，什么叫作普通人的生活与历史。这样的普通人．与生活同在，与历史共存亡，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与历史共存亡这一话题的自然又必然的延伸，自然是诗人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感。谁都知道历史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在普通人身上，它其实又是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问题。《黑镜框》也许是子川为了怀念某位亲人而写下的悼亡之作，但是我在读到“茶几上时钟依旧在走／命运齿轮上，我生命的链条依旧在转／你已经没有未来”这样的诗句时，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味道，但也有一种豁达的启迪。死者长已矣，生者情意绵，人生代代无穷已，不就正是这种生死的延续吗？我同子川谈论过，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对于现在的青年一代来说，几乎是难以理解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难以理解”和“不可信”，恐怕正是他们窃窃私喜地盼望着出现的“历史”呢！
任何一个具体生命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一个具体的生命消失了，他们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所以“你已经没有未来”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难堪的事实。可对于那些生命的链条依旧在转的人，如果对逝去的历史茫然无知，作为个体，我们会为他感到悲哀。可是，如果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张桃洲
也许有人会说，子川的诗有点“其貌不扬”，不那么“先锋”——如果人们对于“先锋”的理解和期待是奇崛的词语、眩目的意象以及惊世骇俗的主题的话。那情形的确如此；因为，子川的诗大多温和，没有激烈、高昂的言辞（少有的例外是《向北方》：“北方是黄河的源头，／我是长江！”诗末的惊叹号在他诗中并不常见），采用的是细碎的笔法、轻缓的语调，抒写的是人生中寻常的景致和情感，就仿佛“野菊花散失在草丛，／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所有火车已经开走》）。这与他中和、平实的性格和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保持了一致。
也许与出身江南有关，子川的诗似乎总是浸润着一股淡淡的江南水乡的气息，显得沉静而雅致：
春汛已很遥远
夏季风渐成强弩之末
有一些细细长长的雨
悠然步入梦中
早晨醒来，你会发现心境
跟周围的树木一样落寞
黄叶一片又一片
茫然斜坠。在夜雨打湿的泥土上
秋就嵌在那儿
且日渐癯瘦
——《时光流转》
这诗中的情景无疑是属于江南的，其间透出一丝抑制的柔情。从诗的构成来说，子川追求的正是一种疏淡、柔和的效果：
一只乌鸦在飞。
树梢，秋天的枝条，
画在蓝天背景上，清瘦，萧疏，
寂寞。却不乏峥然。
风，没有一点点颜色。
——《秋原》
子川诗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格外重视结尾的艺术。一般而言，结尾的意义在于点题和提升全诗的内涵，如《蚂蚁》中“放大许多倍，我就是一只蚂蚁”；《涸泽之鱼》：“光阴的步履不动声色，／催赶过客”；《蜘蛛》“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像”。“编织一个猎食和自困的罗网”等，都试图揭示某种生命的哲理，将自然的物象与人类自身勾联起来。有时，由于过分看重这种类比带来的提升，在此意图引导下的结尾不免平淡：
我们仰望蓝天，
忽然想起回家的路；
生活，有时会定格在某个地方
回家的路总是漫长。
——《一只鸟》
但倘若处理适当，就会显示某种出乎意料的力量：
我信手抓起一把葵籽，
不小心嗑出一堆1966年的阳光。
——《向日葵》
不过，子川的诗还有另一侧面。据说，子川在棋类和电脑方面有着精湛的技艺，其棋思之敏捷和电脑技术之高超，令人叹服。这大概有助于形成他诗的内在的锐利：
抚着瓷猫的手
一只只
朽去
——《瓷猫》
这一结尾处呈现的意象足以引起惊悚之感，犹如一道闪电掠过脑际。是的，诗就是这样一只蹲伏着的静默的“瓷猫”，只有它将留存，而人终归会朽去。
2006…12…2 19：00：43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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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川：凝重的中年写作
吴思敬
我没有接触过风华正茂时代的子川，也没有读过他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早期作品。我见到子川的时候他早已人到中年，我读到他的诗也都属于凝重的中年之作了。
青年时代的浪漫、张扬与中年时代的沉着、宁静，与其说是年龄的差异，不如说是感受人生经验的不同。青春期的内心风暴通常是由于外部世界与身体的信息能量大量注入心灵造成的。对于中年人来说，不断沉积的外部经验被纳入深层心理结构，使他们看待世界时就有了多种角度与选择，这样当一种新的经验进入诗人心灵世界，会引起同化与顺应，却不一定能掀起内心的巨澜。冯至在里尔克逝世10周年时说过这样的话：“在诺瓦利斯（Novalis）死去、荷尔德林（Holderlin）渐趋于疯狂的年龄，也就是在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里尔克却有一种新的意志产生。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冯至《里尔克——为10周年祭日作》，见《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483页。）这段话谈的是里尔克，但对于我们理解中年的子川，却不无启发。
青春写作与中年写作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念。青春期情绪的宣泄多是即时的，一次性的；而中年写作，其时间却是开放的，可以逆行，可以回放，还可以不断地重复。因此，对于中年诗人来说，来自于回忆的意象和情景要远远多于青年人。
这是子川在2006年5月16日，信手记下的几位老人的聊天：
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喝茶聊天
为一些他们认为风趣的事情
插科打诨，说笑话
一个说：“你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那个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想起“摧枯拉朽与雷霆万钧”
“人民不禁要问……”
喝茶聊天的人民，忍俊相顾
似乎并没有要发问
——《一个日期巧遇某些词汇》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一个敏感的日子，就这样如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般在喝茶聊天中过去了。诗人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场面，显然不是游戏笔墨．而是在漫不经心地闲侃中，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
再看这首《情歌》，乍看题目，总以为诗人有一股火热的恋情要倾吐，想不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束枯败的芦柴花：
芦柴花不知飘向哪里
叶已枯败．灰黄的芦柴瘦了许多
我的落寞倒映在秋水中
唱《拔根芦柴花》的妹子
两根小辫子，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眼前是一个搀着孙子的外婆
她瞅我愣了一愣
笑起来。说，这不是谁谁吗
呀，也这么老了
那小孩，牢牢抓住他外婆的手
好奇地看着我——
眼神里有特别的警觉
他不知道这里曾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也不知道《拔根芦柴花》
曾是他外婆唱给我的情歌
在这里，回忆与现实交错，那富有戏剧性的重逢，给我们的既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感慨．又是对失去的爱情的一首挽歌，字里行间充溢的是过来人的沧桑感。
与时间的倒置、回放、重复相伴的是意象的凝定。进入中年的子川，那种青春浪漫的直抒胸臆是越来越少了。他善于把他的感触与思考，化为坚实的意象。像《今年的春树》中那棵被伐倒的“树皮皴裂，枝干疤痕累累”的树：
一株没有秋天的树
夏天的铲车驶过
伐倒站立者
剪平视野
站立的魂魄
依旧。空气中依稀有花的分子
它已经尽力了
在风中
在诸多气息中坚持
多不容易
被伐的春树是勇者的象征，也是诗人心灵的写照，在它的身上，显示了一个不屈的灵魂，一种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精神。
意象的凝定不是诗人刻意的追求，而是人生阅历到一定阶段后，其智慧的集中体现。像这首《鱼饵》：
时间之上，我是上帝投放的一粒鱼饵
短暂地漂浮水面
等待鱼来吞食
我不知道上帝想钓取什么
……
有许多不同的鱼
我不知道上帝想钓哪一条
哪张嘴将吞食我
时间之外，传来上帝的笑声
这是智者的诗，也是过来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