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09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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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就是。
　　一定要做的话，我们就去武汉。
　　武汉？
　　是啊，武汉。
　　看来，张玉欣并不反对和我通奸。问题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考虑她这么说的意思：估计她更重视过程，或者，她需要一个类似于仪式这样的东西。再或者，她看重的是质量和品位。总之，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期待。单单用占了便宜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还远远不够。看着坐在桌前的张玉欣和她一张淑女似的脸，我意识到，可能无意间，我掘开了一座宝藏。
　　往下，我们开始了具体的讨论。
　　张玉欣表现得很神往。她说，在武汉，我们可以手牵着手去逛商场，逛步行街。保证不会被任何一个熟人撞见。然后还可以去吃西餐，喝咖啡。
　　实际上，这些都是电视剧里的婚外恋场景。张玉欣脸上放着光彩，如数家珍。而我，已开始担忧起钱袋。但我假装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毕竟这种时候并不多。而且，在这个时候考虑到钱，的确不合时宜。我觉得有些惭愧，因而故意迎合她，说这才是情调啊。
　　偶尔，我们也能疯一下，比如，去蹦的。
　　当然。
　　还有，在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在梧桐树旁，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接吻。不管那些行人，也不管过往的车辆。
　　可能，张玉欣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状态。她眼睛？？？？，表情痴迷。
　　那么，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成了人影憧憧。
　　还可以，张玉欣仍在继续：到公园深处，躺在草地上，听一阵音乐；或者不听音乐，也不说话，就那样无所事事，懒散地躺着，把头搁在对方的腿上。
　　我感到某些地方不对劲，这和我的初衷相抵触。听张玉欣的叙述，似乎不过是在延续医学院学生时期的一场恋爱。而我，原始的动机就是通奸。我适时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大概是我突然打断了张玉欣的遐想，她明显有些不高兴，人也一下子变得阴郁。但她还是答复了我，她说，在武汉，旅馆多的是。
　　现在，去武汉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这里是县城，武汉是省城。从这里去武汉，每天有几十趟车，还不包括那些过路的。公汽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趟。去武汉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和张玉欣一块去却困难重重。首要的麻烦是时间。张玉欣要么值白班，要么值夜班。她的工作很忙，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人患性病。我要她请假，或者调休，她答应了我，却总在拖延。她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时候，我几乎怀疑她是否在搪塞我，比如，已经说好了由王小燕替她的班，可是王小燕突然病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一次还有可能，多次出现是否说得过去？张玉欣看到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也不好受。她说，王小燕确实身体不好，她没能怀孕，每天吃一些奇怪的药，所以把身体弄得虚弱了。那么，还有刘德安呢，刘德安就不能替你？刘德安么，张玉欣鄙夷地笑了一下，我还是觉得王小燕好说话。至于刘德安为什么让她用这种表情笑了一下，她并没有明说。
　　除了时间，还有一种麻烦。张玉欣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坐同一辆车，必须前后两辆车错开，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也许一车人（包括司机）都认识我们。那样的话，我们还没有从武汉回来，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张玉欣说，她非常看重名誉。
　　我没有心思做其它事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到武汉去。好多先前的朋友找我玩，都被我拒绝了。刘不宗每天也要打我几个电话，我的回答千篇一律：我要去武汉。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对武汉感兴趣。武汉是什么鸟地方？武汉人没一点意思。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说，我有事。他们就不再往下问。有时候，我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问一问。如果问的话，我就会欲言又止地支吾过去。给他们一些思考的余地，我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他们一眼看到了底。
　　张玉欣终于把时间安排妥当了。王小燕答应替她三个班。我算了一下，已经很知足：三天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
　　临时车站，就在国道边上。司机举着纸喇叭，在声嘶力竭地拉客。张玉欣通知我坐八点三十的车，而她坐九点的。车子开动时，透过车窗，我看到灰蒙蒙的人行道上，张玉欣正朝这里走来。她打扮得很干净，衣袖飘动着，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女学生。她不一定能看见我，但可以看到正在远去的这辆车，以及车后面扬起的尘土和尾气。她好像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这么说来，她的确很守时。而且，时间衔接得滴水不漏。我相信，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坐在我旁边位子上的男人，不停地吐痰。他有时吐到车厢的地板上，有时吐到窗外。风把他的唾沫星子吹到我的脸上，像是一些细小的雨滴。我装作揉眼睛，顺便把鼻子和嘴角都抹了一把。前排坐着一个女人，打扮得很过分。她经常把脸转到后面。男人伏在我的肩头，在耳边告诉我，说她是个妓女。当女人再一次转过脸来，男人就对着我挤眉弄眼。车到了毛陈镇，张玉欣打我的手机，说她刚要上车，得到了消息：刘不宗从三楼掉了下来，正在抢救。
　　我非常沮丧，就在毛陈镇下车，拦一辆过路车回去。回程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谁也不注意，就像是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
　　刘不宗住三楼。听说，他是浇花时从阳台上掉下去的。他的身体在二楼的晒衣架上刮了一下，这使他在空中有了一个反弹动作。因此，他落在地上并没有摔坏什么东西。但是二楼的晒衣架挂破了他的肚皮，他当时就流出了一摊肠子。有一种说法，认为刘不宗有自杀倾向，因为一个男人不大可能为了浇花而掉到楼下。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刘不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
　　刘不宗的手术并不复杂，把肠子重新缝回肚子里去就可以了。我去看他时，他已在病房里，精神不错。张玉欣优雅地坐在床头，看见我，丝毫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刘不宗说，抱歉，让你的计划泡汤了。我这才记起来，早晨，刘不宗还和我通过电话。他约我去钓鱼，我说要去武汉。现在我来看他，他肯定认为我听到消息后，取消了原来的计划。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说武汉随时可以去。
　　
　　不大一会儿，王小燕也来了。她拎着一些水果、副食品和冲剂一类的东西。张玉欣站了起来，接过东西。王小燕说，今天应该是我给你顶班的，可是早上我不舒服，就给刘德安打了个电话，让他再给我顶一个。本来打算在家里好好睡一觉，结果楼下闹哄哄的，没想到竟是你们家出了这事。王小燕说得很快，她的脸因此而红红的。看得出来，王小燕是个满脸病容的女人，但病容使她更显妩媚。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张玉欣逐渐和王小燕退到了病房的一角，她们在那里低声地说着什么，还不时飞快地向我们这里瞟上一眼。距离这么近，我却听不清楚她们说的话，只能看到她们的嘴唇快速地动着，依稀能听到一些模糊的嗡嗡声。我不知道这是女人特有的本领，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看着她们，我就像是在看一段早期的默片电影。
　　说了一阵子，她们干脆退出病房，可能在走廊里（或是躲在卫生间？）继续说，她们大概有更秘密的话，需要找个地方说出来。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刘不宗。他掐了我一把，说，你知道我是从谁家的阳台上掉下去的？他的嘴角抿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悦。
　　谁家？
　　王小燕。
　　王小燕和刘不宗住一个单元，对门，也是三楼。这么说，刘不宗是从三楼掉下去的，应该没有疑问。
　　我正睡在王小燕家，突然有人敲门。我怀疑是王小燕的老公回来了，她也这样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她老公经常在大白天里回来。有时借口钥匙丢在家里，有时又说茶杯和公文包忘拿了。总之，他没有一点规律，说回就回了。
　　听刘不宗这么说，我觉得突如其来，感觉很意外。但他叙述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没办法，只好从她家的阳台往我家的阳台上翻。从前也翻过，但这一次没有成功。手一松，我就掉下去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个，是否有别的意图？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交谈过。一般情况下，我讨厌了解别人的隐私。
　　掉下去以后，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王小燕的老公。你猜猜是谁？
　　谁？
　　送广告的，治阳痿的那种广告。
　　不会吧？我说，送广告的一般不敲门，他们总是插在门缝里。
　　可能是一个新手，他从底楼一直敲到顶楼。
　　病房门被推开，王小燕的身影闪了一下。结果，进来的只有张玉欣一个。她说，王小燕有事，先走了。我陪一陪刘不宗，她要回去准备午饭。
　　刘不宗的脸仍然处在亢奋之中，双颊通红。我理解一个人谈论对另一个人的背叛，肯定暗含着某种隐秘的快感。所以，我也有一阵冲动，想和他谈谈我要去武汉的强烈愿望。我记起了一个故事：说丈夫刚回家，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房间里，而妻子还睡在床上。男人对丈夫说，我来偷你的电视机。这个故事和我此时的心情完全吻合。我说武汉，就和他说的电视机一样。
　　刘不宗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主动问，你老是说要去武汉，是不是有什么勾当？我看了看他，觉得他的表情比较诡异。
　　也不见得。
　　我回答得很含混，故意逗他。如果他还问，我打算编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但他明显不感兴趣，还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说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
　　未必吧？
　　我太清楚了，十多年前，我曾在那儿住过一星期。
　　大概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认识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他有这个经历。
　　我和张玉欣旅游结婚时，就住在武汉。我们一共住了七天。
　　我记得他们当时说去了海南。回来了好长时间，张玉欣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那里的阳光、沙滩和海风。而刘不宗，常常眯着眼睛，向我们描述那些裸露着身体的女人。我承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非常羡慕他们。至于说是否因此有了隐隐约约的敌意，却只是在各自心里。
　　我们住世界旅馆。这是一家街道小旅社，在汉口的一条巷子里。看来，所谓去海南，只是一个谎言而已。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里住满了小贩、推销员和一些身份可疑的小混混。我们的房间价格便宜，但狭窄。是用木板隔成的，另一边，好像住着一位专治男女不育症的江湖游医。
　　这么说，吃海鲜，也是……
　　吃什么海鲜，尽吃热干面，有时候为了换一下口味，改吃炸酱面。
　　可是，你们回来说，天天吃海鲜，把两个人的肚子都吃坏了。
　　是吗？刘不宗哈哈大笑，我们说过吗？我们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我看着刘不宗。他笑了一阵之后，又接着笑。突然，他停住笑，一双手捧着肚皮。
　　我问，怎么了？
　　笑狠了，缝针的地方痛，一跳一跳的。
　　然后，刘不宗望着窗帘，好像在思考。他目光安静，脸上不再有笑的痕迹。我很困惑，开始怀疑他刚才是否真的笑过？
　　这一事件，导致我们去武汉的行动又一次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