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怎么办呢？”
“我浑身上下难受得要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拉一段琴？”
我连声答应，急忙演奏起来，尽管我的脑子当时尚未完全清醒。拉着拉着琴，我的脑子里就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我不知道，我那个当肺病科医生的父亲，或者他那个成了著名牙医的父亲，我们那曾经辉煌一时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是不是能看到煤油灯微微的火光摇曳在我们的吊脚楼里，是不是能听见我的这一曲小提琴声，还有混杂在乐曲中的母猪的哼哼……但是，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人听见。甚至连村子里的农民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住得最近的邻居离我们也有一百米之远。
屋外，雨还在下着。很偶然，那一天下了大雨，不是平常的那种细雨，而是一场大雨，暴雨，我们能听到雨点打在我们头顶屋瓦上劈里啪啦的响声。毫无疑问，夜雨更是增添了阿罗心中的忧郁：我们注定了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通常说来，一个出身于正常家庭的青年，工人家庭或者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如果不犯什么错误，按照党的机关报上的说法，有百分之百的机会在两年中结束再教育，然后就能回城与家庭团圆了。但是，对那些属于“阶级敌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回城的机遇就远远地小得多了：千分之三。从数学计算上来说，阿罗和我已经被“排除”了。等着我们的未来，将是一辈子在这里劳动，最后变得年老秃顶，死在这吊脚楼里，身上裹上一条土产的白布。确确实实，你能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消沉，那么的悲观，你受尽折磨，你无法合眼。
那一夜，我先是拉了一曲莫扎特，然后是一曲勃拉姆斯，接着是贝多芬的一段奏鸣曲，但是，即便是最后的那一曲，也无法让我朋友阿罗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再来一段别的吧。”他对我说。
“你想听啥子呢？”
“来一点欢快的。”
我想了想，在我可怜的保留曲目中搜索着，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阿罗开始哼起了一首革命歌曲。
“你觉得这一首怎么样？”他问我。
“漂亮。”
我立即用小提琴为他伴奏。这是一首藏族歌曲，人们把它的歌词改了，变成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赞歌。尽管如此，它的曲调保留了充满生命力的快乐，还有永远无法驯服的野性力量。改编根本就无法抹杀这一切。阿罗越唱越激动，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转着圈地跳起舞来。舞蹈中，雨滴从屋顶上没有合缝的瓦片之间漏下来，大颗大颗地落在了屋子里。
千分之三，我突然想到了这一比例。我还有千分之三的机会，而我那位现在成了舞蹈家的忧郁的抽烟人，他的机会还要更少。兴许有一天，当我把小提琴练得很出色时，当地县里的或者地区的某个文艺宣传队，比如说荥经县的文艺宣传队，将会向我敞开大门，吸收我参加革命协奏曲的演奏。但是阿罗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打篮球或者踢足球。他没有任何王牌可以参加“千分之三”的极其严酷的竞争。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
他惟一的才华是讲故事，当然这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才华，但是可惜啊，它没有什么出路，没有用武之地。我们毕竟已经不是在什么《一千零一夜》的时代了。在我们当代的社会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很不幸，说书都不再是一门职业。
在这世界上，惟一一个真正能欣赏阿罗的说书本领，甚至还慷慨大方地为他付报酬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村长，美丽的口述故事的最后爱好者。
天凤山离现代文明是那么的遥远，绝大多数的村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看过哪怕一部电影，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时不时地，阿罗和我就给村长讲一讲几部电影的故事，吊起了他想一听再听的胃口。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说是某日里荥经镇上要放电影了，于是他决定让阿罗和我去看电影。从我们村赶去那里要走两天，回来又要走两天。我们应该在到达镇上的当天晚上看上电影。而一旦回到村里，我们必须给村长和全村的男女老少讲那部电影中的故事，要原原本本地全都讲述出来，从头到尾，一点都不能漏。
我们接受了挑战，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一连看了两遍电影，在镇上中学的操场上看的，那里临时成了露天电影院。镇上的姑娘们长得真是俊俏，但是我们不敢偷看她们太多，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银幕上，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每一句台词和对话，留意着演员们的穿戴着装，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每一个场景的背景，甚至还有音乐的旋律。我们回到村里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口述电影便在我们的吊脚楼前开演了。村长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他那长长的竹烟竿握在一只手中，我们的那只“地凤”闹钟抱在他的另一只手中，那是为了证实我们的进贡在时间上有没有打折扣。
我有那么一点点怯场，我分明看到，我自己只是在机械地展现每一个场景的背景，但是阿罗表现得恰如一个天才的说书人：他叙述得很少，而是轮流地表演每一个人物，时刻改变他的嗓音语调和动作姿势。他引导着故事的进展，设置下一个个悬念，提出一个个问题，让听众做出反应，还修正他们的回答。他什么都做到了，真是个干全活的人。当我们，或者还不如说当他，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时，我们的听众是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开心，他们甚至还不想离开。
“下个月，”村长面带命令式的微笑，向我们宣布，“我还要派你们去看另一场电影。你们可以记上工分，跟在大田里劳动一样的工分。”
一开始，我们似乎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至少是阿罗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动荡。
6．国王般的老裁缝
新浪读书
天凤山最美的公主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布做的，柔软却又结实，透过这双鞋，人们可以追随她脚指头的运动，因为她每踩一下她那缝纫机的踏板，脚指头就在布鞋里一动一动的。这布鞋很普通，也很便宜，手工做的，然而，在这个差不多人人都打赤脚走路的地方，它们可就很惹眼了，仿佛是那么的精致和珍贵。她的脚踝，还有她的脚掌，形状都很好看，在白色的尼龙袜底下显得格外漂亮。一条长长的辫子，有三四厘米粗，从她的后脑勺上垂下来，耷拉到她的背上，一直拖到她的胯部以下，发梢上扎着一条红红的头绳，色彩鲜艳，是
丝绸编成的。
她俯身在缝纫机上，光洁的台板上倒映出她白衬衫的领子，她椭圆的脸蛋，还有她亮闪闪的眼睛，这双眼睛无疑是荥经县里最美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地区中最美的。
一道又深又宽的山谷，把她的那个村和我们村隔开。她的父亲，山里惟一的裁缝，经常不在家里，不呆在他那个既作裁缝铺又作住宅的又古老又宽敞的老屋里。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裁缝，长年供不应求。当地有一个习惯，当某家人需要做新衣裳时，这家人首先要到荥经镇（就是我们去看过电影的那个镇子）的一家商店里买好衣料，然后登门来到他的裁缝铺，跟他商量这衣裳要做什么式样，价钱多少，老裁缝哪一天得空好去他家里上门做裁缝。到了约定的日子，那家人会起一个大早，亲自跑到裁缝铺，恭恭敬敬地来请他，还要带上几个壮汉，轮流地背着他那台缝纫机。
他有两台缝纫机。一台，他始终带着走村过庄，是一台老机器，机器掉了漆，你再也看不出原先是什么牌子，也看不出制造商的名字。另一台是新的，上海货，他留在家里，留给他的女儿，“小裁缝”。他从来不带女儿跟他一起走家串户，这个决定，说是明智却又无情，使得多少打算娶小裁缝为妻的青年农民连跟她说话搭腔的希望都破灭了。
老裁缝过着一种国王般的日子。当他来到一个村庄时，他激起的那一番热闹景象简直就像是过节一样。顾主的家，在缝纫机喀啦喀啦的转动声中，顿时就变成了全村的中心，这一天也给了这家人展示财富的机会。他们要给他做最好的饭菜，有时候，假如他的到来正好赶上年底，准备过年的这家人还要杀上一口猪。他轮流着在一个又一个顾主的家里住，经常在一个村庄里一住就是一两个礼拜。
一天，阿罗和我去看望四眼，四眼是我们在城里时的一个朋友，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插队落户。天下起了雨，我们在陡峭的山间小路上迈着小步，路面滑溜溜的，笼罩着一片白蒙蒙的雾气。尽管我们已经万般地小心了，却还是好几次在泥泞的地上摔得四脚朝天。转过一个拐角后，突然，我们看到迎面走来了一队人，前后排成一字儿长阵，他们还抬着一把滑竿椅，上面稳坐着一个五十来岁样子的男人，他就是老裁缝。在这顶老爷轿后面，走着一个汉子，背着一台缝纫机，用带子紧紧地绑在背上。见我们迎面走去，裁缝朝抬轿的汉子俯下身子，似乎在打听我们是什么人。
在我看来，他个子很小，瘦弱，脸上满是皱纹，但是很有精气神。他的轿椅，是一种简单化了的轿子，被绑在两条长长的竹竿上，平平稳稳地抬在两个脚夫的肩上，一人在轿前，一人在轿后。老远的，就可以听到轿椅和竹竿吱扭吱扭地响个不停，合着脚夫们缓慢而又踏实的脚步的节奏。就在轿椅快要跟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突然，裁缝朝我探过身子，近得我都能感到他吐出的气息：
“Wayolin！”①他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英语喊道。
①此处当是英语Violin（小提琴）的拟音。看到他那雷鸣一般的嗓音，我着实吃了一惊，他不禁哈哈地大笑起来。瞧那架势，简直可以说，他真正是一个任性的老爷。
“你们晓得吗，在这片大山中，我们的裁缝师傅是出门走得最远的人？”一个脚夫问我们道。“年轻的时候，我甚至到过雅安，离荥经还有二百多里的路，”大旅行家向我们宣告道，却不等我们回答，“在我师傅的家里，墙上也挂着一把你这样的乐器，给他的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他闭嘴不说了，他的人马走远了。
来到一个转弯处，就在他即将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前，他朝我们转过头来，又喊了一声：“Wayolin！”
他的脚夫，以及十来个随同的农民，全都慢慢地抬起头，发出一声长长的叫喊，他们嚷得是那么的走调，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