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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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刑还在继续着。那个著名的基督山伯爵，以前曾经成功地越狱，逃出了滔滔大海
中的孤堡，这一次却乖乖地屈从于阿罗的疯狂，曾经在四眼的皮箱中居住过的其他男子和女子，也无法逃脱他们被焚烧的命运。
这时候，就算是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根本不会害怕他。借着我们一时的迷醉，我们甚至可能把他也投入火堆中活活烧死，就好像他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人物。
不管怎么说，这里只有我们俩，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影子。小裁缝已经走了，再也不会来看我们了。
她的出走，是一个令人震惊得手足无措的突发事件，那么出人意料，那么突如其来。我们不得不在可怜巴巴的记忆中搜索良久，方才在惊魂甫定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些仅仅体现在衣着方面的痕迹，预示着一次致命的打击正在酝酿之中。
大约两个月之前，阿罗对我说，小裁缝正照着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文字描述，在给自己做一个胸罩。听了阿罗的话，我当时就提醒他说，这可是天凤山上的第一件女性内衣，完全可以在地方志中记上一笔。
“她现在一门心思所想的，”阿罗对我说，“就是要变得像一个城市女孩。你瞧瞧，就连她现在说话时，她都在模仿着我们的口音。”
我们把小裁缝缝制胸罩，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年轻姑娘无辜的爱打扮，追求漂亮，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竟然忽视了她个人衣装系列中的另外两样新东西，而这两件服装，哪一件她都不会在这一片大山里穿的。最开始，她要走了我那件蓝色的中山装，就是袖口上有三粒金光闪闪的小扣子的那一件，我仅仅穿过一次，那次装成大干部去千丈崖看望老磨工时穿的。她把它改了改，改短了，变成了一件女式上衣，不过还保留了一些男装的风格，带有四个衣袋和高高的领子。这是一件迷人的作品，但是它，在那个时候，只可能由一个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女子来穿。后来，她又求她的父亲，在荥经镇的百货商店里为她买了一双白颜色的网球鞋，洁白无瑕。一种在这大山上无处不有的黄泥地上保持不了三天的颜色。
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元旦。元旦算不上是真正的节日，但它是一个法定的休息日。跟往常一样，阿罗和我，我们去了小裁缝的家。我简直都快认不出她来了。走进她的家门，我还以为看见了一个城里的女中学生。她原先的那条扎着红布蝴蝶结的长辫子，现在变成了短头发，齐耳根剪得整整齐齐，这使她体现出另外的一种美，一种现代少女的美。她正在完成对中山装的修改。阿罗很满意她身上的变化，他没想到，她竟然会变得那么漂亮。当她试着穿上她刚刚完成的迷人杰作时，他的盲目喜悦达到了高峰：男式的正襟上衣，她的新发型，她一尘不染的洁白球鞋，这一切赋予了她一种奇特的性感，一种优雅的姿态，宣告了一个略带笨拙的漂亮村姑的消亡。看着她变成了这副样子，阿罗不禁沉浸于一种幸福中，就像是一个艺术家打量着自己刚完成的杰作。他在我的耳边喃喃道：“咱们几个月的阅读终于没有白费。”这种改变、这种巴尔扎克式再教育的结果，早已经于不经意中回响在了阿罗说的那句话里头了，但是，它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是自我满足的意识躺在我们的身上呼呼地睡着大觉？还是我们过分地看高了爱情的美德？或者，更简单明白地说，我们其实并没有把握住我们给她阅读的那些小说的精髓？
二月份的一个早上，即疯狂的焚书之夜的前一天，阿罗和我，每人赶了一头水牛，翻耕着一块新近改为水稻田的玉米地。大约十点钟，村民们的叫声中止了我们手中的农活，他们告诉我们，老裁缝来找我们了，并让我们返回我们住的那座吊脚楼，老裁缝正在那里等我们。
他随身没有带缝纫机，却出现在了我们的吊脚楼前，这在我们看来，本身就是一个凶兆。当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时，我们看到，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又增添了新的皱纹，他的颧骨变得鼓突出来，硬邦邦的，他满脑袋乱蓬蓬的头发，令我们不禁有些恐惧。“我女儿今天早上走了，一大早就不见了。”他告诉我们。
“走了？”阿罗反问他道，“我不晓得这是啥意思。”
“我也不晓得，不过，她确实是走了。”依他看来，他女儿是偷偷地从公社革委会那里开来了各种必要的证明，为了出远门之用。只是在头一天晚上，她才告诉了他她的意愿，说她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到一个大城市去寻找机会，闯一番天地。
“我问她，这个事情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晓得了，”他继续道，“她对我说你们不晓得，还说她只要安顿下来后，就会给你们写信的。”
“你本应该拦住她，不让她走的。”阿罗说，声音轻得像蚊子在叫，几乎都听不见。
他已经精神崩溃了。
“说啥子都没得用，”老人回答他说，他也精疲力竭了，“我甚至还对她说了：你要是胆敢出门，你就一辈子也别想再回这个家门。”
45．远走高飞
新浪读书
这时候，阿罗突然狂奔起来，绝望地奔上了陡峭的山路，想把小裁缝给找回来。一开始，我还在他身后紧紧地跟着，在岩石缝间抄了一段近路。那情景，很有些像我做过的一个梦，即小裁缝从那段危险的山路上掉下深深的山崖的那个梦。我们拼命地跑着，阿罗和我，跑在一个再也没有了小路的深渊中，我们沿着笔直的悬崖石壁向下滑着，却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我们万一失足摔下去，就将粉身碎骨。跑了一会儿，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再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在以前的梦境中跑着，还是在现实中跑着，或者，我是在一边跑着，一边回到了
梦中。山上的岩石几乎全都是同样的暗灰色，上面覆盖着又湿又滑的青苔。
渐渐地，我被阿罗落下了距离。由于不停地跑，在山岩上跳上跳下，飞来飞去，我以往梦境的结尾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清清楚楚，确确实实。一只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红喙乌鸦发出了报丧似的叫声，盘绕在空中，又回荡在我的脑子里；我仿佛觉得，随时随刻，我们都将发现小裁缝的尸体，躺在一块岩石的下面，脑袋缩回到了肚子里，有两道血淋淋的裂口，一直裂到她那漂亮的额头上。脚步的急速运动妨碍了我头脑的思维。我不知道是什么动机在这充满危险的奔跑中支撑着我。是我对阿罗的友谊吗？是我对小裁缝的爱吗？或者，我仅仅是一个铁杆的观众，不肯错过一个故事的结局吗？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对以往那个梦境的回忆，一路上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的一只鞋裂开了口子。
经过了三四个钟头的奔跑，大步、小步、行走、滑行、坠落，甚至还有一个个筋斗和滚翻，最后，我终于看到小裁缝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她坐在一块突伸出来的山石上，石头底下有一大片形状如土包的坟头，这时候，我的心头才终于一阵轻松，我那噩梦中的恶鬼终于祛除了。
我放慢了脚步，然后，我瘫倒在地上，在山道边上，我筋疲力尽，空空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叫唤起来，脑袋微微地发晕。
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就是在这里，几个月以前，我遇到了四眼的母亲。
幸亏，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小裁缝在这里歇脚了，兴许，她是打算顺便来墓地跟她的祖宗告别一下。感谢老天爷，我跑了一路，现在终于可以停一停了，要不然，我的心都快要跳碎了，我都要变成疯子了。
我停歇在他们上方大约十来米的地方，从这个位置看去，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他们相会的情景，一开始，当阿罗走近的时候，小裁缝朝他扭过了脑袋。完完全全跟我一样，阿罗也筋疲力尽了，一屁股就瘫坐在了地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那情景凝结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姑娘身穿男式上衣，留着短发，脚上是一双洁白的球鞋，坐在一块岩石上，纹丝不动，而那个小伙子，躺在泥地上，瞧着他头顶上的云彩。我没有觉得他们在谈话，反正，我是什么都没有听见。我本来希望看到一个激情强烈爆发的场面，有叫喊，有争吵，有解释，有眼泪，有诅咒，但是，什么都没有。一片寂静。要是没有香烟的烟雾从阿罗的嘴里冒出来，我简直就会以为他们俩已经变成了一对石雕。
尽管，在这种情景之下，恶言怒语或沉默无语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我们很难对这两种其影响有所不同的谴责风格做出比较，我觉得，阿罗当时的对策兴许还是弄错了，或者可以说，他过早地屈从了无力的字词。
在一片突兀出来的石条条底下，我用树枝和枯叶点燃了一堆火。从我随身所带的小挎包中，我掏出了几个甘薯，搁在火灰中烤。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中第一次暗暗地责怪起小裁缝来。尽管我局限在自己所扮演的观众角色中，我还是觉得跟阿罗一样受了骗，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走，而是因为我对此竟然一无所知，这就好像，在她堕胎期间我们俩的那种同谋关系，现在已经从她的记忆中被一笔抹除，这就好像，对她来说，我从来就只是、也只能是她朋友的一个朋友。
我用一根树枝的尖头，戳起埋在冒烟的火灰堆里的一个甘薯，来回倒着手地捧着，往它上面吹气，掸掉甘薯皮上的土和灰。突然，在我的下方，从两个石头雕塑的嘴里，终于传出了一阵说话的声音。他们低声地说着话，尽管声音很低，却沉稳有力。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不禁问自己：这个法国作家跟他们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就在我为沉默被打破而感到开心的这一刻，凝固的形象开始活动起来：阿罗站起身来，而她也从坐着的那块石头上一跳而下。但是，她并没有扑进她那个近乎绝望的情人的怀抱中，而是一把抓起她的包裹，扭头就走，迈着坚定的步子。
“等一等，”我高声喊道，手里挥舞着一个甘薯，“过来吃一个甘薯吧！我这是特地为你烤的。”
我的第一声叫喊，让她匆匆跑上了山路，我的第二声，催促她走得更远，而我的第三声，令她变成了一只小鸟，连一秒钟也不肯歇一歇，就高高地飞走，越飞越小，最终消失在远方。
阿罗来到了我身边，向着火堆。他坐了下来，脸色苍白，没有一句抱怨，也没有一声断言。这是疯狂焚书之前几个钟头的事。
“她走了？”我问他说。
“她想去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