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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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的村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靠近一个在地上挖出的火炉，火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炭火；他仔细打量着我的小提琴。照他们看来，在阿罗跟我两个“城里娃儿”带来的行李中，只有这一件家伙似乎在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味道，一种文明的气息，也正好唤醒了村里人的疑虑。
一个农民提了一盏油灯凑近来，想辨认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长直溜溜地提溜
起了小提琴，察看共鸣箱的黑洞，就像一个海关关员在小心翼翼地稽查毒品。我注意到他的左眼中有三点血污，一点大，两点小，全都是鲜红鲜红的颜色。
他把小提琴举到眼前，使劲地晃了晃，仿佛等着什么东西从共鸣箱那黑糊糊的深洞里掉出来。我觉得琴弦就要被晃断了，箍板就要裂成碎片飞溅起来。
全村人几乎都来了，呆在位于山顶偏僻处的这座吊脚楼底下。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有的挤在屋子里，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在门口推推搡搡。见没有东西从我的琴里头掉出来，村长便把鼻子凑到黑洞前，使劲地嗅了一嗅。几根粗粗的毛，又长又脏，从他左边的鼻孔中支棱出来，开始微微地抖动。始终没有任何新迹象。
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指头划过了一根弦，然后又是另一根弦……
一种陌生的声响在屋内荡漾开来，人群立即全都愣住了，仿佛这声音迫使每个人全都肃然起敬。
“这是个玩具。”村长庄严地宣布说。
这一声宣判让我们无话可说，阿罗和我都默不作声。我们匆匆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很是不安。我在问我自己，这事情会怎么收场。
一个农民从村长手里拿过“玩具”，用拳头轻轻敲了敲背面的共鸣箱，然后把它递给了另一个男人。好一阵子中，我的琴在人群中传来递去，团团地转着圈。没有人理睬我们了，我们这两个城里来的男孩，瘦弱，单薄，神态疲惫，模样可笑。我们在山里整整走了一天，而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脸、我们的头发全都沾上了泥巴。我们活像是电影中的两个反动派小兵，在吃了败仗之后，陷身于武装民兵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个傻乎乎的玩具。”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说。
“不对，”村长纠正道，“一个资产阶级的玩具，从城里来的。”
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应该把它烧了！”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所有人都说起话来，吵吵嚷嚷的，你推我挤：每人都想夺过那“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
“村长，这是一件乐器，”阿罗开口说话了，神态落落大方，“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说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
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重新察看起它来。然后他把它递给我，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
“对不起，村长，”我不无尴尬地说，“我拉得不太好。”
突然，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一眨眼睛。我心中很纳闷，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村长。”阿罗说，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
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疯了吗？好几年以来，莫扎特的所有作品，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在我进了水的鞋里，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
“奏鸣曲是啥子东西？”村长问我，语气中透着怀疑。
“我不晓得，”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一种西方的玩意儿。”
“一种歌吗？”
“就算是吧。”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当即，一种共产党员的警惕性重又闪亮在了村长的眼光中，他的嗓音变得充满了敌意：“它叫啥子，你的那首歌？”
“它很像是一首歌，但它是一首奏鸣曲。”
“我在问你它叫啥子名字！”村长嚷道，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
又一次，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令我害怕。
“《莫扎特……》”我犹豫道。“《莫扎特》还有啥子？”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阿罗又继续替我回答道。
好大的胆子！但是，它却十分有效：村长仿佛听到了什么神奇的指示，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温和了下来。他的眼睛周围马上堆起了一层层的皱褶，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
“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他说。
“是的，永远想念。”阿罗保证道。
当我紧着琴弓的马尾时，热烈的鼓掌声突然在我的身边响起，几乎让我有些害怕。我僵得麻木的手指头开始在琴弦上爬动，莫扎特的乐句返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恰如忠诚可靠的朋友。农民们的脸，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在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然后，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
我演奏了好长时间，这期间，阿罗点燃了一根香烟，安安静静地抽着，听我拉琴，煞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
这就是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阿罗十八岁，我十七岁。
2．我和好朋友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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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是什么，这还得费两句嘴：在红色的人民中国，到了1968年底，某一天，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动了一场运动，它将彻底地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大学统统关上了门，“知识青年”，就是说结束了中学学业的毕业生，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年之后，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迪了亚洲的另一个革命领袖，一个柬埔寨人，而他则做得更绝更彻底，把首都金边的全部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了“农村中”。）
促使毛泽东采取这一决定的真正理由，人们始终还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想对开始摆脱他控制的红卫兵做一个了断？或许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幻想家的奇思怪想，渴望创造出一代新人来？任何人都无法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在那个时代，阿罗和我也曾经常偷偷地讨论，就像两个阴谋家那样。我们的结论如下：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
在这一重大的人类实验中，我们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后的试验品。那是在1971年的年初，我们来到了位于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的那座吊脚楼，为村长演奏了小提琴。我们远远还不是最不幸的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又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跟在我们的后面。只有一件事似乎很像是命运的嘲讽：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谁都不是中学生。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在中学的教室中坐上哪怕一分钟。我们只不过是在小学中读完了三年书，然而人们还是把我们送到了农村，我们就这样被称为了“知识青年”。
如果不是想招摇撞骗一番，那么就很难把我们真正地当做两个有知识的青年，我们在学校中所获得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在十二到十四岁之间，我们一直等待“文化革命”走向平静，等着学校重新开门。但是等到我们后来回了学校复了课，我们的心中又充满了失望和苦涩：数学课取消了，物理课和化学课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基础知识课”只是局限于工农业生产的简单知识。在课本的封面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工人的形象，戴一顶鸭舌工作帽，挥舞一把巨大的铁锤，胳膊跟史泰龙一样粗①。在工人的身边，往往是一个女农民，头上围一条红围巾。（当时在中学生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她的头上围着的是她的卫生巾。）那些教材以及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在好多年里，一直是我们惟一的知识来源。所有其他的书全都被禁了。
我们被拒绝进入中学，但我们却被迫扮演知识青年的角色，那全是因为我们父母的关系，他们在那时候被当做阶级敌人，尽管落到他们各自头上的严重罪名也不全然相同。
我的父母是从事医学工作的。我父亲是医治肺病的医生，而我母亲是寄生虫病专家。他们俩都在成都医院工作，这城市的人口有四百万。他们的罪名全都是“资产阶级臭权威”，但这名声还是在小范围之内，尽管成都作为大城市，是拥有人口达一亿之众的四川省的省会，但它毕竟在中国的西南部，离北京那么远，而离西藏倒很近。
跟我的父亲相比，阿罗的父亲则是一个真正的名人，一个全国闻名的牙科医生。“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一天，他对他的学生们说他曾经为毛泽东主席、为毛泽东的夫人做过假牙，而且还为蒋介石看过牙，当然那是在他被共产党赶下台之前的事情。说实话，多年以来天天看着毛主席的画像，不少人早已注意到他的牙很黄，几乎有些脏，但是，谁都闭口不谈它。而这一下，一个著名的牙医当众说了那样的话，说革命事业的伟大舵手戴着一副假牙；这已经是胆大包天的恶毒冒犯，一桩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比泄露一个国防机密还要更严重。他的受惩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居然胆敢把毛主席夫妇的名字跟那个最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的名字相提并论：蒋介石。
好几年时间以来，阿罗的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在一栋砖楼最高的四层楼上，同一条楼道中。他是他父亲的第五个儿子，是他母亲惟一的儿子。毫不夸张地说，阿罗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友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有时还是很严峻的考验。我们之间很少争吵。
我永远记得我们仅有的一次打架，或者不如说是他打了我的那一次：那是在1968年。他差不多有十五岁，而我刚满十四岁。那是在一天下午，我们父母工作的那个医院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议在一个露天的篮球场上进行。我们两人都知道，阿罗的父亲是这次会议的批斗对象，一个公开揭发出来的新罪行正等待着他。大约五点钟时，谁都还没有回家，于是，阿罗让我陪他去那里看看。
“咱们去认一认哪些人揭发殴打了我爸爸，”他对我说，“等咱们长大了，咱们一定找他们报仇。”篮球场上早已坐满了人，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天气很炎热。高音喇叭哇啦哇啦地响个没完。阿罗的父亲跪在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