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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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Ｕ庖簿褪顾锸氐赖热酥匦赂呤甏降某喾錭字龙断代，从原初假定的西周时代，改定为新石器时代。于是“龙出辽河”这个命题呼之欲出。
孙守道等在石板墓中发现玉雕龙后，接下来的际遇更加出人意料：就在积石冢上方的山坡地，有面积越40000平方米的堤墙状遗址，其中零散地分布着红山文化的彩陶片。发掘者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及时扩大战果，从散布的红烧土迹象入手，逐渐发掘出一座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那就是震惊中外的牛河梁女神庙。连同1979年在50公里外发现的东山嘴石祭坛遗址，辽西群山中隐约呈现出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红山文化宗教活动中心。有媒体报道称之为天坛、陵墓、宗庙齐全的“小北京”。有学者推测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物证，认为红山文化的面纱背后潜藏着一个神秘的古国。近十余年来，在河北的围场县、阳原县都曾经发现红山文化玉龙，阳原县还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推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地区。
在徐子峰教授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青色玉石料。我向他询问究竟，才知道这是赤峰地区存在玉矿的实物佐证。玉学界多数人认为，构成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传统之基础的原材料，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辽宁岫岩县开采得来的。而眼下的这个标本则可证明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大家听徐教授的介绍，唏嘘不已。这么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居然能够充当解释历史文化脉络的线索，这真是令书斋型的学人大开眼界。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与当代人的不期而遇，自然让我想到在文物第一大省陕西听到的一个类似的发现传奇：《“中国”一词由来：何尊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迄今所能看到最早书写着“中国”字样的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原来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一个叫陈湖的农民挖掘出土的。在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它当作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只换得30斤玉米。万幸的是，废品站居然有文物信息员向上汇报情况，结果使这件三千年前的珍宝免于回炉化铜，以三十块钱作为30斤玉米的补偿，被征集到宝鸡市博物馆（任周方等主编《周秦文明之光》，宝鸡青铜器博物版，2000年，第23页）。虽然已经算作文物了，却因为来历不正，又名不见经传，所以又在博物馆里屈“尊”多年，默默无闻。七十年代初，因为要进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做除绣清理时才发现底部铭文，顿时身价万倍（用“百倍”说远不够分量）。
不过这30块人民币的何尊，和20块钱的“中华第一龙”相比，还是贵了百分之五十呢！这个差价将永远为国人所铭记！要知道，在六十、七十年代，30斤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定量口粮，这些食物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期足以养活全家一个月！
我在七十年代有幸吃41斤粮的定量，那是因为进工厂做重体力劳动的缘故。最初一年的学徒工资是18元。一年后说涨工资了，如今想起来就像童话，涨了2元，达到月薪20元。
陈教授稍年轻些，没有经历过18元月薪的生活。他发问说：许多人闹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民币近几十年来一再地贬值，而对外国货币的兑换比值却又在上升呢？
我说：经济学家肯定对此有各种说词。不过如果有人能画出一幅中国文物升值与中国货币升值的对比图来，肯定非常直观有趣。就拿中华第一龙做标尺吧，如今假如有机会拿到拍卖会上，又该价值几何呢？肯定高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成千上万倍吧。
陈教授接过话题说：2000年在北京的瀚海拍卖公司举行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私人收藏品——高16厘米的红山文化玉龙，起拍价是118万，成交价是246万。太离谱了吧，恐怕有“托儿”在哄抬价格吧？
我说：拍卖的内幕据说很复杂。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文物的巨幅升值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热为背景的。而中国文物的升值潜力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吧。欧洲现代画家如毕加索的一幅画就能值上千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上亿，我们祖先5000千年精工琢磨出的玉龙神像，哪里能用市价来衡量呢？应该是无价之宝啊。难怪近年来红山古玉在海外为收藏家所争宠。
说这些话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料到，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伦敦拍卖行拍出两千四百万英镑。大凡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恐怕对这个数字都难以置信吧。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传统文化的遗物被当作“四旧”而被打碎，无法统计了。
就在我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之际，2007年2月27日，中国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奖牌揭晓，在国际传统的奖牌金属制作工艺上添加了玉，使奥林匹克奖牌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而身价倍增。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对中国玉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牛河梁熊头之谜
整整20年前，我还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因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话，而涉足到当时的女神研究领域，一篇专家论文干脆把新发现的辽宁牛河梁出土5500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实物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够刺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则诗意盎然地把她形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牛河梁女神不是比供奉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园的黄帝像，或者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更有资格作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对象吗？二十多年来，去牛河梁探访中华史前女神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4月8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一行十余人，由德力格尔副院长带队，从赤峰学院驱车来到牛河梁。今人看到沉睡地下5500年前的神庙，也就是看到了相当于黄帝之前的礼仪活动空间和崇拜对象。就此而言，我们比司马迁还要幸运，虽然司马迁博学多闻者，但是他没有亲眼看到黄帝时代甚至更早的神庙和神像。在西汉，人们只有凭借书写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去追溯远古的历史。远处的猪熊山也默默无语，似乎在见证着千万年的沧桑变化。关于这猪熊山，也有故事。它位于正对着牛河梁的一个山脉的顶端，远望过去就像一只伏卧着的巨兽。至于这动物到底是熊，还是猪，仅靠感觉确实闹不大清楚。在当地人的说法中，有叫猪山的，也有叫熊山的。不过在我们的地理知识中，以熊山更加引人注目。如韩国、日本也都有熊山。中原的河南则有熊耳山，对应着《山海经·中山经》记录的“熊耳之山”，以及“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类似的参照材料，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座“熊山”显露出一丝神圣性。
如果一座山峰，只是由于外形的相似而被以某种动物来命名，那就没有必要去深究。如果这里是确实有过某种动物的崇拜，那情况就不同了。在韩国，有个叫作“熊津”的地方是崇拜过熊图腾的记号。我们目前面对的熊山，有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呢？
这样的联想，似乎为后面的考察埋下了一个伏笔。
进入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上盖起来的考古工作站，我们先到简陋的展厅中一睹文物。最吸引大家的自然是女神头像。不过，让我更加好奇的是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
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面对着五十多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祖所留在神庙之中的这个熊的头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沉淀在脑海深处的关于熊头骨与北方狩猎民族之关系的知识储备一点点浮出水面——
第一例是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
奥罗奇人之所以对熊特别尊重，是因为熊神的亲族常常变成熊的形状在树林中游荡，而要把一只普通的熊同一个熊神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其次，在所有举行这种仪式的民族那里，都有氏族的一个女人和熊结成夫妻的传说。因此，在熊节中有一套庄严而复杂的宗教仪式，熊头受到特别尊敬，熊头悬挂在神杆上，一块骨头也不得遗失，一滴熊血也不能让脚践踏。（斯特忍堡《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郭燕顺等编《民族译文集》第一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1983年，第274页）
第二个例子，是女真一满族人的前身靺鞨人崇拜熊的情况。日本文献史料记载说，在七世纪寇钞（抢劫）靺鞨部落时，从靺鞨人那里得来的俘获物当中就有一些活熊，大概这些熊是为过熊节而专门养肥的。
第三例是前苏联学者索科洛娃等对欧亚大陆北方普遍存在的熊图腾现象的描述：
在对熊的崇拜中，交织着图腾崇拜和生业崇拜的一些特征。在熊的下述昵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许呼叫这种动物的名称，一般都称“兽”、“老兄”、“老人”、“爷爷”等等。尾高指出了生业崇拜同祖先崇拜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一些动物神灵，往往都以家畜保护神的面目出现。在各家的房子里都挂有一些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头骨。后者的头骨能够保佑狩猎顺利。（264页）
第四个例子是尼安德特人熊头祭坛，表明这种熊崇拜信仰的远源如何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在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发现许多人工放置的洞熊的头（颅）骨。从1923年到1925年，考古学家发掘瑞士的野人洞，发现几个熊的颅骨与一些长骨堆放一起。1950年在奥地利的一个石穴中发现三个东西向安放的熊颅骨和长骨（参看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1章4节）。
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为神圣的实例，我忽然意识到，对于牛河梁女神庙的熊头，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头骨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上述的三种解释，不论是哪一种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人与熊打交道的历史，比起人类进入文明以后的历史，不知道要长久多少倍。法国南部一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熊距今三万五千年了，有人类第一幅油画的美誉。被今人几乎遗忘了的这种无比悠久的人熊关系史，可以借助新发现实物材料相对地还原，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熊神或者熊图腾的观念，也可以参照民族学的活化石得到重构。
在料峭的春寒中，我不禁为这学术探索中难得的灵光一现激动得浑身颤栗。
从牛河梁工作站出来，继续参观积石冢群，就是1984年发掘出那一对玉龙的所在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庙与坟冢的相互对应：玉雕熊龙用于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则用于生人举行仪式祭祀的神庙中，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在我看来，孙守道等发掘者最初将积石冢出土的一对玉龙指认为猪龙，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又改叫“熊龙”，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判。尽管至今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更加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