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远方的上方 作者:祝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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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是与牛羊在一起，所以牛羊成为闪烁在草原上的主要词汇。他们能够记住不同的牛羊在相貌上的细微差别。每天清点牲畜时，他们一眼就能从上千只的畜群里发现哪头牦牛被风雪赶进了其他牛群，哪只胆小的绵羊忘记了回家的路。如同我们无须背诵就能说同我们所热爱的人物的名字，牧民的这份特异功能，想必出于与牛羊日夜厮守而形成的心理本能，而与刻苦的练习无关。
我眼中的草原风景，蕴藏着严格的游牧时间表，花朵的开谢和草色的转变意味着牧场的轮换。我看到时间以其变换的手语指挥着空间的转移。牧民的生命在四季中轮回，巨大的空间坐标系不可能准确地标识人们的每个停泊地，一个人也不可能明晰无误地指认自己的故居。（我不知道突然离家的人，几年之后如何再去寻找他流动的家。）他们往往只有群体记忆，广阔的草原是他们共同的地址。
社会生活的相似性，使个人化的记忆只能在家庭内部得以体现。如同钟鸣所说，它是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最小的对话单位。它给你灯光、温暖、爱抚以及热情倾述的满足。在空茫无边的草原反衬下，同一屋檐下人们的距离几近于零。在寒冷的冬季，一家人的面孔被炉子里的火光照亮，牛羊肉的油香也在炉火中慢慢涌动。厚厚的牛皮帐房把风暴隔绝于外，黏稠的青稞酒和嘹亮的歌声把草原上最严酷的时光变成节日。莫大的草原隔离了尘世的喧嚣，将一家老小孤悬于天边，然而这份在草原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存在里，却从来不曾丢失过世俗的快乐。在羌塘，即使一块石头，也是血脉贲张，充满活力。
五
河流如吉祥的哈达，辅展在羌塘草原上，被微风拂动。有时也会遇到山谷，但我不曾见到桥梁，也没见过歌谣里经常提到的牛皮筏子。当河流斩断了去路，我的想象也暂时出现裂缝——我不知牧民们用什么方法渡进湍急的河水。一天晚上，那曲河边两个渡河的牧民给我提供了答案。一个萦绕已久的问题被两个不知情的人平和地化解——他们随身带了一个牛皮筒。在河边，我见到他们动作娴熟地将衣服物品放进皮筒，一个人钻了进去，另一人向皮筒内吹气，皮筒如气球般鼓胀起来，外面的人用皮绳将气口扎紧，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水中。皮筒在水面上飘浮，他趴在上面，用双水划水，眨眼工夫，就泅到了对岸。
有时我觉得藏民们生活于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中。这不仅是因为大地上的景物如同小说中的修辞，蓄满想象力，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现实中，包含着太多的魔幻色彩——至少对于我这样的过客来说。许多情节只有在卡尔维诺关于古老东方的叙述中，才能出现。记不得在哪一部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一个村子一连下了三百天的雨，这个在我们看来荒诞不经的虚构，在拉丁美洲神异的山谷中，却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藏北人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包含着奇特的想象和精妙的智慧。在找不到柴薪的草原上，他们以牛粪为燃料，除了他们对于牛粪物理属性的洞见以外，这个贯穿了摄入与排出的严丝合缝的循环系统，更令人感到惊奇。在牦牛们的饕餮之后，粪便又神奇地消失，化作灶底的火苗，给食物提供热度。我们看到生命在大地上疾走，生死歌哭、吃喝屎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牲畜不留下粪便，人不留下肉体。
天葬是人类最绚烂的葬礼仪式。它不仅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为死者安置了灵堂，使他选择最快捷的道路尽早升天，而且，他让一个人的肉身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连骨块都要砸碎，和以糌粑，捏成块状，再将地上的血水擦拭干净，最终投给鹰隼。比起让尸体在泥土中慢慢腐烂或者在水流里被鱼虾噬咬，天葬如此绝决地断绝了死者与尘世的联系，让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命迅速消失无踪。一个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得愈彻底，他的转世之路才会愈平坦。
天葬的第一道程序是“将尸体倦曲，使之成为蹲式，把死者的头部弯到膝盖处，用白色藏被裹成胎儿状”＇3＇，这个细节让我们又看到了生命降临时的姿态，终点与起点重合，如车轮的旋转，周而复始。草原把死亡之路掩盖起来，如同我们看不清婴儿降生时的来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他们只不过在不露痕迹地转换居所而已。每一张陌生的面孔可能都与远处的另一张有关。当然我们看不到转换的过程，看不到神灵在空中翻动的手掌。在草原上只能看到蓬勃健美的生命而不见死神徘徊，也无从查寻死者的住址。藏民对生命的安排，会让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哑口无言。
六
由来世传递而来的消息抹去了人们对于死亡的不安。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宗教也有两大好处：一是教人向善，二是解除对死亡的畏惧，因为在宗教世界里，死亡仅仅是一个驿站＇4＇，人们在此稍作停留，便会匆匆赶往另一个世界。甚至可以说，死亡只是一个窗口，人们透过这个窗口，探听着另一个世界的音讯。因而，“在西藏，死亡将会使得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从有助益的社会中慎重而悄然地退出，没有激动和不安，甚至也没有由于意识上的紧张变化而引起的心慌意乱，他们只是把死亡作为新生的过渡而自慰。”＇5＇
无论是从科学还是神学的角度上看，死亡都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死者的过渡悲伤，更多是缘于人们对死亡的无知（人们往往对无法窥见的事物满怀猜测、坠坠不安）和对自然规律的不甘（终场的哨音总是不合时宜地被吹响）。即使对无神论者而言，死亡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诗人说：“生命的可爱正在于它的脆弱。”是时间的界限标定了生命的价值，仿佛必将到来的结局保证了一场戏剧的魅力，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终点的生命是否会变成看不到尽头的刑期。而在有神论者那里，却把生命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结合得天衣无缝——今生有限而来世无限，它们让丰沃妖饶的生命在其中左右逢源。
少年时代曾经从《十月》上读到过一篇描写天葬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天葬师（西藏叫“多不丹”）在天葬台上肢解他从前的情人。这显然是一次奇妙的重逢，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他们已分别多年，但无论她走到哪里，最终都要在天葬台上与他相遇。她身体的每一个细部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小说的细节已经无从忆起，只有他将凝结着女人肉血的糌粑抛上天空的动作令我难忘，所有的生死悲欢都在他的奋力一掷里化作轻薄的流云。他像往常那样肢解、切割和喂鹰，他的从容不迫中暗含着某种惊心动魄的成分。由他来护送她启程，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幸福的，她未来的道路抵消了他内心的伤痛。
在天葬场，人们能够看到用松柏枝叶点燃的青烟，成群的鹰鹫将根据这个信号的指示如约而至，神灵也会在青烟里悄然下界，引渡迷途的生命。
七
那曲是青藏公路的必经之地，成批的服装、丝麻、首饰、器皿、农具、食盐，被商旅们的牛车驮载着，从雪线下穿过。金银器皿的反光，皮革、绸缎以及藏药混合的香气，时断时续的人声，都夹杂在斑斓的阳光中闪烁而来。然而，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从来不能构成对他们精神的羁绊，即使虔诚的祷告难以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得以兑现，他们也对神灵保持着最纯朴的敬意。当内地的人们企图将超越红尘的佛教与俗世中的交易原则接轨，把招财进宝、升官进爵作为他们礼佛的动机，当他们以潦草的虔诚面对神灵，算计着对神灵的投入产出比，藏民们始终保持着风马旗一般朴实无华却永不褪色的宗教冲动。他们崇拜黄金，却将所有的黄金涂抹在寺庙的金顶上，自己却在道路上行乞。如同贫穷一样，行乞在西藏从来不是嘲笑的对象。我甚至武断地认为宗教应是穷人的专利，他们瘦削、简单、敏锐，带着磨难之后的宁静，而大腹便便的富人至少在外表上就与宗教的节欲精神发生冲撞。藏民们对内心的索求远甚于对现实的索求。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精神的描述：“在俄罗斯人身上，没有欧洲人那种在不大的灵魂空间集聚自己能量的那种狭隘性，没有那种对时间与空间的经济打算和文化的集约性。旷野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产生了一系列俄罗斯美德和缺点。”＇5＇“俄罗斯的灵魂，不是一颗资产者的灵魂，它从不在黄金的躯体前屈体，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去无限地爱这一灵魂。”＇6＇
与那些被现实围困的人相比，藏民们或许是发现了“现时”的虚无性。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虚无的，惟有现实可以把握，但在藏民们的价值体系中，它并不存在。现实是以“现时”为载体，时间永不停歇的流动决定了“现时”始终处于一种滑动的状态中，它是一个变节者，从来没有坚定的立场让人们信服和投靠。当我们自以为把握住现实的时候，它却正从我们眼前溜之大吉。“现时”永不固定，将是由无数消失了的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未来组成，也就是说，它始终处于过去时和将来时两种时态中——已经消亡，或者即将来临，并在这两种时态中掩匿了自己的身影。只有未来是永恒的——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生活资源”（张锐锋语），它在我们的前方，在我们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和不可及的疆域之外。
藏民们手中手握着与我们不同的计时工具，并同时拥有特别的空间量器。青藏高原的巨大尺度为他们的精神邀游准备了足够的空间，他们的幻觉意识也因此而生。宗教的产生一定与无边的草原和天空赋予他们的神奇联想有关，宗教就是他们迷离的白日梦，他们把自己对梦境的文学化描述转化为神灵的口音，于是，西藏的山水不但有了具体的姓名，而且拥有了无比复杂的履历——“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是北方群山部落的首领。它与遥遥相对的红色山峰雀莫山及山侧一小山，是被它遗弃的妻子和儿子。雀莫山是牲畜的保护神。附近牧民的牛羊患了疫病，牧民便前往朝拜，祈求禳解；猎人们在此地打猎前，要向雀莫山敬酥油茶：用无名指蘸茶水连掸三下。行猎后再留下些猎物作祭献……”＇7＇神山圣湖的家庭琐事仿佛俗世生活的翻版，它增加了宗教的亲合力，它令我们看到了宗教来自人间的痕迹，看到了人的真实情感与宇宙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