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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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出现张越早期的节目资料，娃娃头加粉色衬衣，真是不敢恭维。配合着后面的故事，大家完全忍不住了……）
朱军：你千万别以为是你刚才说得精彩，主要是后面那个图像更精彩。
张越：出什么事了？这已经不是我刚刚做主持人时候的样子，这已经好多了。刚出来的时候，你们简直就没看过。（大笑）
朱军：描述一下。
张越：挺好的。
曹可凡：什么叫“挺好的”？（掌声）
张越：那个时候我是个学校的老师，大学刚毕业，非常的朴实。每天一下课我就去当主持人，反正我是从课堂直接就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坐那儿开始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化妆，我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到那儿就讲，满脑袋都是粉笔面。做完节目下来，我们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我没有啊，就四处找人借，谁有礼服给来一件。我有一个邻居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我一看这不成，我得穿这件衣服，但是不能这么穿，里头还得套上一件。我也想了，我总不能套上秋衣秋裤吧，我找了一件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就进了演播室。那时候的编导也没见过市面，这模样的人就让进去了，还让录了节目。录完之后，我们领导审。我记得那个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台下笑翻天）
曹可凡：你很严肃地开了一次玩笑。
朱军：真正当了主持人以后，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张越：他们说的跟我想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
曹可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主持人这个职业究竟是干吗的。经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开了一档我自己喜欢的栏目《可凡倾听》，我想用这样一个节目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用这样一个节目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这就是我当了多年主持人以后的想法。
朱军：听说《可凡倾听》一期节目的经费只有六千块钱。
曹可凡：比您说的多一点，七千块钱。
朱军：七千块钱。以前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住星级宾馆，而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出差只能坐火车，只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坐火车。我们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个旅馆，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时候还漏电。我们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录5到7期，因为要把整个经费扯平。过去的一年，我只有一两个编导，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一年当中我采访了50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的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然后我们的实习生把资料找来，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资料看完，自己做采访提纲，有时候可以说是做得昏天黑地。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 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做的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
曹可凡：一个人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的困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往会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应该怎么走的话，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别没有意义。我想，其实人生的困惑就是一种意义。
朱军：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写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温”。“火”的背后一定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和无奈。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曹可凡：《可凡倾听》这个栏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它是一个投资非常少、相对边缘化的一个比较安静的栏目。它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并不是收视的黄金档。我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统计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
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朱军：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啊，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掌声）
朱军：可你认为你做的事是为观众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掌声）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更别说一个主持人了。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声）
朱军：如果现在让您在这个平台上对观众说句话，想说什么？
张越：那我先说。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最希望观众跟我说“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现在我想听的真的不是这句话。我要是听见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看完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心里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件事，但是确实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说主持人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这棵树能够越来越繁茂，让所有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心绪变得更好。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将来如果下课了，不当主持人了，我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心理学。现在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特别多，比如大家特别熟悉的张国荣、韩国的李恩珠都是因为忧郁症而去世的。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他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病，或者说他们怕自己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所以会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做电视做沟通，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工作，而且我的父亲是因为忧郁症去世的。（热泪盈眶，台下崔永元眉头紧锁。）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想他在离开我的一刹那一定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忧郁症患者提供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掌声）
张越与曹可凡一起走下台，踩在同一块玻璃上，钢化玻璃忽然粉碎。张越无辜地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吧？”剧务一干人冲上去换玻璃，白岩松也上来帮忙……
崔永元
朱军：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有请崔永元。（掌声）请坐。上一次你的节目在我们栏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同时寄来了很多信，特别关心你的病情。有要给你送药的，有要给你做心理理疗师的，还有说愿意给你当保姆、愿意在身边伺候你的。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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