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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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我跟刘欢在生活当中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他真是属于那种酒后吐真言的人，喝酒喝到说法语的时候基本就说真话了。今天我们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先给刘欢上瓶酒。
刘欢：这个有点儿玩大了吧？我头一次知道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可以破例在台上喝酒。这么一来，我这酒名是彻底远扬了。
朱军：我陪你喝一杯。怎么着？干了。
刘欢：干了吧，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朱军：觉得这个酒熟悉吗？没喝出这是什么啤酒？
刘欢：玉泉山，现在好像不太容易找。我读大学的时候这种酒多。我1981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大概是四毛多钱一瓶。
朱军：是不是常在你们学校的第三食堂喝？我们找到一张相片，你看一看。这上面的横幅写着：热烈庆祝第三食堂开张营业。刘欢那时候还比较瘦，抱着一把吉他。
刘欢：大学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我上到大二的时候就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我的责任基本上就是，学校一有舞会我就负责弹琴伴奏。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不会跳舞，而且长这么胖的原因。
朱军：在学校的时候学习怎么样？
刘欢：还行吧，考试还过得去，因为心好像不在那上面。
朱军：你好像选修课比专业课学得好，业余爱好比选修学得更好。基本属于这样吧？
刘欢：现在想想有点对不起我那时候的老师。我的专业是法国语言文学，1985年毕业到现在十七八年了，在北京遇不着一点机会用法语，当时学的基本都还给老师了。
朱军：家里父母都是老师，应该说没有特别的艺术氛围。可是你会那么多乐器，都是怎么学来的？无师自通？
刘欢：无师是真的，自通我倒不敢说，确实没有人教过我。那时候我发现学校有一架钢琴没有人弹，锁在礼堂里边，我想办法找到了钥匙。中午十一点半下课到食堂吃饭，十二点钟吃完饭，大家都回去睡午觉。我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钟上课之前一个人弹钢琴，坚持了两年多。就是一门心思吃完了饭赶紧去那儿，现在想想真的付出了很多。
朱军：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歌了吗？
刘欢：对，那时候说实话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弄清楚写歌到底怎么回事就开始写了，写完了还真敢拿出去唱。写了英文歌、法文歌参加北京的外语汇演，还真得奖了，但是严格来讲那不能算创作。
朱军：在你的同学的一本书里引用了你的一段诗，我觉得虽然有一些酸，但是那个年代似乎都那样。我给大家念念。《总向我流来清光》：想起童年美好时光，爸爸给我一支小手枪，我夜里寻觅，想用它射下月亮，但月亮毫不在意，总向我流来清光。今天我丢下小手枪，月亮把雪留在云彩上。我在深夜里寻觅，想歌唱安慰月亮，但月亮毫不在意，总向我流来清光。
刘欢：丢人，丢人。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后浪漫主义情结，把很多事情想得非常理想化，非常诗意，误以为是一种生活体验给接受下来了，所以有一点痛苦就哭天抢地一塌糊涂。本来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结果说得颠三倒四像诗。没有见过海的时候，你认为一碗水就很大。现在再把那时候的东西拿出来看，真是汗颜。
朱军：我知道你用音乐才能为自己赢得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
刘欢：对，是大学最后一年。当时法国使馆搞了一个法语歌曲比赛，评出五个得奖的人，奖励就是免费去法国旅行两个星期。大家都在准备毕业考试、毕业论文，我已经从巴黎杀回来了，那是爽。
朱军：后来听说你到了法国，没事就整天泡在小酒馆里。
刘欢：晚上没钱出去，只好坐在餐厅里面，跟那个厨师混得好好的。晚上搞两大桶葡萄酒往那儿一放，我们高兴地给他唱歌，他也挺高兴，给我们酒喝。
说的比唱的还好
朱军：你第一次真正在公开场合参加晚会是1986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晚会。其实更多的观众认可你是因为听到了你唱的电视剧主题歌，比如《雪城》、《便衣警察》。我们知道《雪城》和《便衣警察》播出以后收视率都很高，很受关注。选择演唱者的时候为什么会找到你？
刘欢：我觉得就是机会吧，《雪城》就是个例子。我在录音的时候认识了《雪城》的作曲李黎夫先生，后来他做《雪城》的音乐，觉得让刘欢唱比较有把握。《雪城》先在天津播出。《便衣警察》剧组在天津出外景，制片看到《雪城》，觉得唱歌的小子不错，回到北京铺天盖地地找。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费了好大的劲，跑到我的学校找到我。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次接一次的才有了机会。
朱军：有很多跟你走得非常近的朋友说，其实刘欢骨子里喜欢的音乐并不是给大家展现的这样，在他内心深处有他特别喜欢的音乐，我很想知道，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刘欢：你说的很对，我真正喜欢的不是我现在唱的。究竟是什么样？音乐最终讲不了，无法讲清楚，只能给大家听。我最后是用音乐跟人家交流，不是靠说话。我宁肯前面什么话都不讲，让人家听到音乐就够了。我不是个怪人，我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感受今天的快乐、今天的痛苦、今天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通过音乐展示的生活也是能够跟大家贴在一起的。假如我没打算跟大家活得一样，不好好活着，这个事就不好说了。那天偶然想到了一个主题，人的一生都是在行走、在跋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这种感觉写点什么？所以我就采了100多种脚步的声音，在地板上、在石头上、在草里面、在沙子上、在雪里面，用喘气的声音作衔接，做了一次音乐尝试。
朱军：你自己的专辑并不多，为什么会这么低产呢？
刘欢：低产的原因是我原来没有按照一个唱片主题来进行创作。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也有点捣乱，因为我这个人每次接电视剧都专门找跟上回不一样的。《北京人在纽约》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洋玩意儿自己也能找点这种味，等这个电视剧过去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再接电视剧我就挑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很小资，很有情调。再后来就是《胡雪岩》，因为之前我没接触过中国古典题材，而且我老觉得古典题材的音乐都是中国的民乐。其实民间跟古典是两回事，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我们经常领会错，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弘扬民族文化，结果弘扬的大部分只是我们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固然很好，但是它没有上升到精神高度的时候，绝对成不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每次都这么挑来挑去，这些音乐互相没有一点关系，有时候自己把这些电视剧的歌刻一张CD放在家里听，都觉得哪都不挨着。确实有这种问题。
朱军：我们谈了这么多你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同时观众也有些疑惑，近两年你呈现给大家的好的歌曲或者说好的音乐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想闷着做大事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刘欢：想闷着做事，我从来不贪大，总是想着下一步自己有可能做什么事。到明年我就40了，40岁开演唱会本身也挺吓人的，但是这个事还是该做了。我始终相信这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逮着什么事都做。我现在尽量少接演出，让自己活得自在一点。
朱军：得到的报酬多一些，不是会活得更自在吗？你理解的自在是什么？
刘欢：不是说钱多了就自在，钱太多了会坏事，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挣钱，还得动很大脑筋花钱。我现在开一个挺旧的吉普车，但是它一个轱辘也不少。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去年我去了希腊，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非常懒散。我刚到那儿极不适应，跟他们玩得挺高兴，但是干起活来简直是要了命。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全天工作，三天上半天班。早上九点钟上班，九点半能找到人就不错了，中午还有午睡时间，下午三点钟才回来上班，五点钟又不见人了。我发现人家活得太好了，只要能够吃饱喝足就挣这么多钱，绝不耽误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就是被钱拴住了。
朱军：刘欢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某种意义上我也认同。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活在那样一种自我的世界当中，那么这个民族还能往前发展吗？
刘欢：对，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经济学家们去解决。在这种文化状态下，怎样让民族经济实现一种静态发展，这是西方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零增长。GDP看起来不增长，但是政府通过协调把财富运用得更合理，使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处在一种特别浮躁的状态，拼了命地黑了眼睛挣钱，这不是好事。
二十年的教书匠
朱军：你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了。当时是不是有志于教育事业？
刘欢：我觉得留在学校里特别合适，我父母亲都是老师。而且我觉得老师也是一个挺好的职业，所谓传道授业。大学老师基本不坐班，这种稍微松散一点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适合我。到现在，我这个课已经教了快18年了。我一直很喜欢做老师，不愿意放弃。我的年龄每年都在增长，但是我的学生永远是20岁左右的，我永远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在教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在给我一些东西，这特别重要。
朱军：你每次上课都会穿得很正式吗？
刘欢：基本上不穿这个东西（指身上的T恤），如果不是太热的话。
朱军：为什么呢？你觉得课堂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刘欢：我没仔细想过，总觉得上课应该是那样的，不能特别随意。
朱军：听说你的课要是下午6点钟开课，3点多钟就会有人抢占座位。
刘欢：因为我们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只有300个座位，但是经常有500多人选我的课，所以有时候会分成两次上。今年比较例外，学校大教室排不开，就都挤在那里，大家没有地方坐。
朱军：我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你现在的专业职称是什么？
刘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在教这个课。我们那里不是艺术院校，所以我要把材料拿到有资格评艺术职称的学校去，但是我一忙活就忘了，耽误了两年吧。这件事我真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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