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 作者:梁晓声-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课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我接着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
　　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时间即“上帝”
　　少年时读过高尔基的一篇散文——《　时间　》。高尔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对时间的无比敬畏。不，不仅是敬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恐惧的心理。是的。是那样。因为高尔基确乎在他的散文中用了“恐惧”一词。他写道——夜不能眠，在一片寂静中听钟表之声嘀哒，顿觉毛骨悚然，陷于恐惧……
　　少年的我读这一篇散文时是何等的困惑不解啊！怎么，写过激情澎湃的《　海燕　》的高尔基，竟会写出《　时间　》那般沮丧的东西呢？
　　步入中年后，我也经常对时间心生无比的敬畏。我对生死的问题比较地能想得开，所以对时间并无恐惧。
　　我对时间另有一些思考。
　　有神论者认为一位万能的神化的“上帝”是存在的。
　　无论神论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起码可以成为主宰自己精神境界的“上帝”。
　　我的理念倾向于无神论。
　　但，某种万能的，你想像其寻常便很寻常，你想像其神秘便很神秘的伟力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就是时间。
　　我认为时间即“上帝”。
　　它的伟力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其意志可谓永恒，但用一百年挖掉了两座大山又如何？用一千年填平了一片大海又如何？因为时间完全可以再用一百年堆出两座更高的山来；完全可以再用一千年“造”出一片更广阔的海域来。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依赖地壳的改变完成它的“杰作”。那时，后人早已忘了移山的愚公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也早已忘了精卫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而时间依然年轻。
　　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
　　“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一句话，细细想来，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年以后金字塔和长城也许成为传说，珠峰会怎样很难预见。
　　归根到底我要阐明的意思是——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计算的单位；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时间才变得宝贵；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它自己的简史；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一切的意义……
　　而在时间相对于人的一切意义中，我认为，首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有了时间，人才思考活着的意义；因为在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中，独有人进行这样的思考，人类才有创造的成就。
　　人类是最理解时间真谛，也是最接近着时间这一位“上帝”的。
　　每个具体的人亦如此。
　　连小孩子都会显出“时间来不及了！”的忐忑不安或“时间多着呢！”的从容自信。
　　决定着人的心情的诸事，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十之八九皆与时间发生密切关系。
　　人类赋予了冷冰冰的时间以人性的色彩；反过来，具有了人性色彩的时间，最终是以人性的标准“考验”着人类的状态——那么：
　　谁能说和平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民主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平等和博爱不是时间要求于人类的？
　　人啊，敬畏时间呢，因为，它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宽容；也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严厉。
　　人敬畏它的好处是——无论自己手握多么至高无上的权杖，都不会幼稚地幻想自己是众生的“上帝”。因为也许，恰在人这么得意着的某个日子，时间离开了他的生命……


　　让我迟钝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
　　我感激文学。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文革”。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我虽是“红五类”、“红卫兵”，但我在“文革”中与任何“红卫兵”的劣迹无涉。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更没有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
　　“文革”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亦或是“工农兵学员”的三年多里，我都是一名对“四人帮”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竟有幸与一些“另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纯粹为文学”的作家，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说过——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肤，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
　　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正因为这样，我承认——我常常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从不好的方面讲，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认，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很费了一番“思想周折”才归于客观的“平常心”。
　　我承认，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原因诸多，有时因我的笔；有时因我的性格；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我也冒犯过别人，故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