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国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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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被“兼并”使企业赢得了两年的“喘息”时间。“存在就是真理”。1997年至今，“我”没有趴下、没有死，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缓期“执行”，两年后怎么办？先不去想它，两年的时间足够了，我为此而激动。我要紧紧抓住这两年时间，一定要用它来证明些什么？我只觉得要证明的事情太多了，但究竟要证明些什么？我一时还说不清……
伙计难处
生意好做，伙计难处，国企更是，而对我来讲已是背水一战，只能处好。
班子，它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职工的命运饭碗，关系着我个人的成功失败；成也班子，败也班子。我要把它锻造成一个能肝胆相照，能患难与共，能创新实干，能力挽狂澜的班子。
但是，难！
新班子组建时，尽管组织部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可因种种因素，结果却让我感到有点象“包办婚姻”。但我还是满怀激情，满怀希望地去“先结婚后恋爱”。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不得不拿出很大精力去与个别关键伙计“谈恋爱”。
沟通、磨擦、碰撞、再沟通，反反复复，结果却是令人寒心的冷漠、隔阂、消极……
我感到心身疲惫，心力交瘁。
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我不能容忍“同床异梦”。
长痛不如短痛，企业耗不起，我耗不起，看来只能“分手”！
此后，在班子的配备上，我又经历了选择、再重组、又“分手”的折腾。实践证明，“自由恋爱”也不能确保你白头到老。
“分手”无论被处理得多么理智平静，恰当自然，对我来讲都是“伤疤”。如果跳出这个特定的环境，跳出那些是是非非，大家无疑都是好人，但好人与好人并非能“过”在一起。
现在，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任命书只能任命你的职务，而不能任命你的威信，你的核心地位，这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爬滚打，只能靠你自己去一分一分地挣，一分一分地攒。
谢天谢地，班子的动荡调整总算过去。
近几年，企业能逐步起死回生，1999年至今每年都以40％的增长速度在发展，连年受到表彰，并偿还了近400万元的职工债务。我们这个班子也总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这认可的背后，却是我与伙计们没完没了的磨合。磨合常常是痛苦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否定自我。
要干就干成最好。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我在不断挑自己毛病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伙计们的毛病；“六亲不认”、言语刻薄，我在不断地同伙计们发生着矛盾，发生着碰撞……
俗话讲，穿衣穿布，吃饭吃素，当官当副。说穿了就是副职好当，为什么？依我看，关键是副职能回避矛盾，能躲躲闪闪……但可悲的是这似乎已成了见怪不怪。
“以毒攻毒”，我的原则是“帅不操刀”，一般情况下，我绝不越位，绝不直接与下面发生冲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矛盾都将爆发在班子内，爆发在我与各位副职之间。
管理就是矛盾，就是“斗争”，就是不高兴，就是痛苦，甚至是伤心伤身。班子的伙计们：对不起了，我别无选择，我的“斗争”对象只能是你们。我要逼着你们去“操刀”，去触及矛盾，去斗争。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班子的伙计们都已明白：如果谁回避了矛盾，就等于在班子里埋下了“地雷”，我们之间的“爆炸”、“地震”、大动干戈，是早晚的事。既然如此，那就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火药味太浓，力度太大。
为了防止感情破裂，为了防止再度“分手”，我每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沟通、沟通、再沟通，要真情沟通，要快速沟通，它能清除障碍，能达成共识。
我承认，我是个心里放不下事的人。我认为班子的矛盾绝不能过夜，大家不能背着矛盾去睡觉，不能带着情绪去工作，更不能带着情绪去吃饭。所以，经常是夜里十一二点通知大家来开会，经常是直到思想统一，大家的脸色由阴转晴后才去吃饭。
为了沟通有效，为了使班子能够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有机整体，我始终全神贯注地关注着班子里的每一位伙计，关注他们的心态与状态，关注他们的思路与方法，关注他们的言行与作风，关注他们的情绪与健康……针对问题，我在不停地、及时地进行着调整、把握、提醒、告诫、增压、减压、疏导、润滑……
累！的确很累，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劳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发现伙计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在这数不清的磨合、碰撞、沟通中建立起了彼此的信任与依赖，理解与支持，默契与共识，建立起了对企业的感情，对企业的爱。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要生存要发展，这就注定矛盾与碰撞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伙计难处，尽管劳心费神，但苦中有乐。
累！并快乐着。
不应自卑
我自幼体弱多病，学习成绩很差，一直很自卑。
记得上小学唯一一次受表扬是学校组织学生去农村捡麦穗，老师表扬我能吃苦。
尝到了受表扬的甜头，在以后的一次“积肥”劳动中，我又想出风头，“积肥”就是让学生提着箩筐走街串巷找煤渣。我发现厕所里有很多煤渣，没多想就提了满满一箩筐。后才知那是掏粪工专用的，有同学举报了我，结果是我做检查，受到通报批评，有老师说这是道德品质问题。
还有件事对我刺激也挺大，有次班上闹不团结，班主任在全班当众查证喇叭舌头，查来查去查到我头上，具体什么事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班主任看我的那眼光，像是当时电影里英雄人物看阶级敌人一样。
不知从什么时起，我变得孤僻少言，上下学独行，课间也要独自找个地方躲起来。那时我三天两头发烧请假，每次病好后去上学都要鼓足勇气，怕别人嘲笑自己，最怕别人注意自己，即使买双新布鞋也要刷几次再穿……
多少年过去了，即使我靠自己的奋斗，一步步爬到了厂长这个位置的今天，少年时种种自卑的经历与感受，仍时时影响着我的思维与言行。
自卑使我过于敏感，甚至多疑，始终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周围人的“表情”上、情绪上。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讲，我是个“有病”的人。现在的国企本身也就是个“病人”，组织上用我这个“有病”的人去管理“病人”，倒是“以毒攻毒”。想想这几年，企业的减员力度、改革力度、管理力度那么大，但还能保持稳定，还能快速发展，这倒是由于我的“自卑”预防、减少和避免了不少的矛盾。这可能是“歪打正着”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自卑让我常常胡思乱想、庸人自扰。
我觉着，现在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起我们这些国企厂长的。社会上传说的“四大傻”，其中国企厂长就是“一傻”。有位私企老板对我讲：“你们国企厂长是‘四狗’，一是国有资产的 ‘看家狗’；二是见了上级的‘哈巴狗’；三是在台上是‘疯狗’，四是下了台是‘落水狗’ 。”在社会上一些人的眼里，国企厂长要么是败家子蛀虫，要么是笨蛋饭桶。债权人鄙视你，下岗职工责怨你，政府一些人员讨厌你……
有些自卑是被烘托出来的。
有次我去参加全市的“经济运行会”，看到前几排坐的全是政府官员，而且每个坐位前都放着毛巾和茶水，后面坐的全是厂长总经理，连杯水都没有，尽管我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怕人说我是小肚鸡肠，也就无任何表露。可后来我发现那么多的厂长总经理与我一样都“不舒服”，弄了半天大家都是“小肚鸡肠”。其实这些厂长总经理们并不在乎一杯水和一块毛巾，要知道这开的毕竟是经济运行会，这些厂长总经理，这些共和国的纳税人，理应是“主角”，理应去享受一杯水一块毛巾的待遇与尊重。开经济运行会都体现不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氛围。
我终于明白：难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党还要时时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整天去喊优化经济环境，还要搞那么多的所谓“重点保护企业”。
有不少朋友劝我：趁现在还年轻，趁现在企业还不错，应抓紧运作运作走仕途。是的，走仕途既不像干企业那么艰辛受累充满风险，又能光宗耀祖受到普遍尊重，对我来讲也曾充满诱惑，何况我们这个企业曾出过市长、出过局长、出过不少的县处级领导。2000年时，组织上曾想让我去任科技副县长，我放弃了。后来我有些后悔，这对我来讲可能是走仕途的最后一次机会。
那一次的放弃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来对这个企业的感情竟是那样的深，尽管这个企业已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尽管我再继续干下去的结局可能不会太好。
我曾想，如在80年代，像我现在这样的干法，像现阶段职工对我的评价，再加上一些关系，我进入仕途恐怕不是太难的事。可今天已时过境迁，组织上已不再从企业选拔干部，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并非赞成拿干企业做跳板走仕途，但人各有志，有些人通过把企业搞上去，通过从政来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体现，有什么不好？可现在的用人政策，给我们这些干企业的感觉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受歧视，是不平等。
是企业没有人才吗？可能是由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我曾对一位官员朋友讲：别看有些当官的前呼后拥、耀武扬威，要让他到我们企业来炼炼，没准三天就露馅，恐怕连个车间都管不好。俗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认为企业就是“溜骡子溜马”的地方。可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有关部门似乎已忘记了这个最能锻炼、检验干部的地方。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家是总经理与总经理之间在“摔跤”；我们这些厂长总经理都是跳高运动员，助跑、 起跳、过杆、落地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总之，你行还是不行？立竿见影，一目了然。所以我认为现在能生存下来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老国企，当厂长总经理的都是了不起的。
老国企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企50多年来，再也无法掩盖的种种矛盾与弊端，要由现在这些厂长总经理来承受、来变革。你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应对种种应接不暇的历史遗留问题，以至焦头烂额、身心疲惫。我当厂长这几年，仅因历史官司，法院给我下的传票就快一抽屉了。尽管如此，我和许多人一样，也不愿落个“逃兵”的名声。
在企业最困难时，也是许多人看不到希望时，我曾在大会上讲：即使人都走光了；我也在这儿看大门。无独有偶；我听说有位困难国企厂长也在大会上讲：要当“泰坦尼克号”的老船长；与企业共存亡。
许多困难国企厂长清楚自己从事的是积重难返的“死亡工程”，但仍“死马当作活马医 ”。他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对企业的深爱、对职工的责任，以及自己做人的自尊与面子，在顽强地拼搏着、抵挡着，在默默地忍受着、奉献着、牺牲着。但他们却得不到社会公正客观的评价，得不到理解、得不到信任与尊重……
我曾在家里发牢骚：我这个上千人的国企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