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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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１月，百色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即对这位“毒宫”公主展开追捕。１月１１日，这位震惊社会、人们谈之色变的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元凶终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教授曾听说河南某地有一个人因输血染上了艾滋病，那人想不通，自己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人们不仅不同情他反而对他不理解，产生一些过激行为，于是这位ＡＩＤＳ患者便开始在社会的冷漠和歧视中寻求心理平衡，开始报复性用针扎人。后来高耀洁找到这个人，与他坐在一起促膝谈心：“我是医生，没有权力要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应该去扎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是没有错的。”这人对高耀洁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去扎老百姓，我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厅舞厅等黄色场所享乐的人。”
后来这人死了，高耀洁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去他家里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让我去坐离床几米远的一个凳子，但是我径直站在他的床边。当时他哭了，说这么久以来我是第一个敢离他这么近的人。”
“扎针”报复事件闹得甚嚣尘上的要数天津了。
２００１年圣诞节前后到２００２年１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一个传闻在天津市民中掀起了大浪：据说河南的艾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着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
传闻最早是从２００１年平安夜开始的，据说有人那天在天津的繁华商业区滨江道的商场被扎。
元旦过后，传闻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但记者前往调查时，却又是一头雾水。尽管如此，传言还是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９００多万人口的天津市窒息得快要爆炸！
２００２年１月６日，记者写出《天津市民多名被扎，引起社会全面恐慌》的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１月７日，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就此作出重要批示，紧接着天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也作出批示，表示立即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办。１月９日，天津公安机关将此案作为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号大案，加大警力，开展侦破，卫生部门也每天逐级报告被扎市民的例数、时间、地点和症状。
尽管如此，各种渠道飞出的传言还是俯拾皆是：“某某某被扎了”，“某地某时又有某人被扎了”，“某某被扎，正在某某医院检查治疗”。但当记者们蜂拥而至调查了解时，这些传言大多子虚乌有。分析此类传言，大抵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数都是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当年采血的车辆挂着天津的牌照，被感染者认为当初不是天津来的采血车来采血，他们就不可能染上艾滋病，因此，他们今天要来天津进行报复。二是说一个外地人在天津的医院看病、输血，结果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报复，他叫来一帮艾滋病患者，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还有一种说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社会不要遗弃他们，想得到有关部门进一步的关怀，但是他们受到了冷遇。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他们相约来到与北京最近的天津，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
后来，一些传言又有了新的“版本”，而且有的“版本”一天一个花样，生拉硬拽地把偌大一座天津城拉拽到火山口上。有记者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公安、卫生部门对此均表示：“还不到透露此事的时候。”
１月１５日，又一名妇女被“扎”了，这件事以极快的速度立即传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
这名被“扎”的妇女姓吴，据吴女士自述，１月１５日下午，吴女士到家对面的菜市场买菜，这个过程她大约走了１０分钟左右。在菜市场，她准备买点咸菜，但当她伸出手想去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一个“针眼”，“针眼”旁边是一道细细的划痕。吴女士看见这些情况之后大惊失色，赶紧到附近一家小卫生院进行包扎，医生从她的伤口挤出一点血，涂上一些碘酒，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吴女士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报了１１０。警察赶来，将她带到天津市高级法院，请法医对她作了检查。法医经过认真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吴女士的伤口可能是铁丝、竹刺等尖锐物划伤的，没什么大问题，要她不必为此担心。吴女士对此仍放心不下，老想到可怕的艾滋病。她对人说，她出门没碰到什么东西，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划伤的。自己已经５０岁了，对艾滋病并不感到可怕，主要是为家里的孩子担心。
当吴女士被“扎”的传言再度袭击天津时，天津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人们不出门了，大街上见不到更多的人影，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如今冷清得只有售货员垂手侍立在柜台前作无望的等候。
反应迅速的天津市教育部门，为了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已向中、小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学校内外的保安，同时还呼吁学生家长注意学生安全。有的学校在学校门口护送学生，附近派出所也纷纷派出公安干警对学生进行现场保护。
此后，为稳定人心，天津电视台播出了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寄生性很强的病毒，它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用扎针的方法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
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公布了涉及被扎案件的一些初步情况，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态。根据通告公布的内容，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案情如下：
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并当场缴获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包，包中搜出针头等物；
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６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手持装有红色墨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中，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将该二人抓获，同时缴获了一些作案工具和部分赃款。
公安部门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查，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的痕迹，少部分人虽然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门还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头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现实与传言的合谋（2）
１月１８日一大早，天津市公安机关便向各单位发放宣传提纲，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平静心态，稳定社会，震慑犯罪分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此后的许多天，都没有被扎的报案。浮躁、骚动多日的社会日趋正常。
为什么传言会变成谣言？为什么谣言会广泛流播？为什么大多数人知道是谣言，却还那样浮躁恐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波动？这种社会病态心理难道是天津人的专利？
一位专家回答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对此都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平等对待。这位专家还郑重地提出警示：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
天津“扎针”事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平静地谢幕。谢幕之后，人们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迪，为什么关于艾滋病的谣言流传得那么快，那么广远？为什么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那么强烈，那么不可理喻？为什么“扎针”事件以及它所掀起的扑天大浪发生在天津而不是发生在北京？
据报载，天津“扎针”事件之后，很多人还是认为凡是艾滋病就都是作风问题所致。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搞，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了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艾滋病人“应该灭掉”。
但在北京，情况却有所不同。
《北京青年报》曾经就艾滋病问题在北京市民中做过一次调查，高达９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问题；５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给予艾滋病人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能歧视更不能抛弃艾滋病患者。他们认为，艾滋病由于主要通过性接触和吸毒途径来传染的，所以不像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那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反而是遭到白眼和侮辱。这样做对于病人来说，心理受到的打击比疾病造成的痛苦还要厉害；有３９％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４４％的北京人认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他自己也不愿意得这病呀”是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艾滋病患者确实需要社会的帮助，尤其是ＨＩＶ携带者，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携带着ＨＩＶ而已。但是一旦发现，这个人就会被社会立即抛弃。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许是谣言流传最后酿成大波的社会基础。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不仅限于天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为艾滋病立法”。这篇报道称：《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通过审议，这部前后修改了２０余次、引发无数争议的条例一旦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正式付诸实施，成都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据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对艾滋病的防治内容、管理范围、职能部门分工等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客户的人员每年一次到市、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性病、艾滋病项目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予上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离岗治疗。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进入公共浴池就浴或进入游泳池游泳，违者将被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这一地方法规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