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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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医生，你们怎么还没离呀？”
“离什么？”妻子还未反应过来。
“离婚呀！谁能一辈子跟艾滋病人在一起？许医生，我们给你说的是心窝里的话，你不跟他离呀，迟早我们得跟你离。”
许医生跟章医生结婚已有３０多年了，３０年来他们虽说不上相敬如宾，家庭倒也和睦美满。一儿一女都已长大成人，儿子中专毕业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收入不错；女儿正读大四，也快毕业，如果不是艾滋病恶魔的突然出现，章医生的一家应该说是幸福的一家。但是自从查出他在国外感染上ＨＩＶ以后，家庭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老婆孩子都不满意他在国外的所作所为，那么多人出国，为啥就他章刚一人得病？而且得的是摆不上桌面，见不得人的艾滋病！儿女们的责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毕竟是生他们养他们的父亲，妻子的愤怒则是既敢怒又敢言，有时几句怨言，有时一阵痛骂，但真的要谈到“离婚”二字，许医生心里还是翻腾了一两周。
许医生不离婚，医院的同事们愤愤不平：“你打算跟他拖到何年何月？一直拖到他死？你要知道艾滋病那可是医不好的传染病，再拖下去，别说你完了，你儿子女儿完了，就连我们跟你生活工作在一起，也都完了！许医生，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我们考虑考虑呀！”
同事们劝来劝去，许医生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同事们便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不与她说话，更不与她接触，处处排挤她，她发的药品没人敢接。一天到晚，她像耍猴似的被病人嘲弄着：“她来了，快跑啊！”病人见到许医生的影子就喊着躲得老远。“快来看啊！就是她老公染上那见不得人的病的！”许医生不明白，就算她老公是艾滋病人，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到半年时间，她都到市里省里血检三次了，每次血检都正常啊！
一天， 许医生去上班。她来到办公室门口。掏出钥匙开门，怎么也打不开。她怀疑钥匙拿错了，又连续换了几把，结果仍然打不开。就在这时候，她听到办公室传出来的笑声、闹声。于是敲门，怎么敲都敲不开。恰逢刘放院长走这里路过，帮许医生叫门：“开门开门！我是刘放！快开门，我有事！”
里面突然鸦雀无声，待到刘院长再敲门时，门缝里递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们不愿与艾滋病人家属共事，请发扬一下人道主义精神！！！
三个感叹号犹如三柄利剑，戳痛了许医生的心，许医生抱着头痛哭着跑出医院大楼。
第十七章 致命的不是病小城魔咒（3）
回到家里，许医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之路了。
隔了几天，儿子绷着脸对他母亲说：“妈，实在对不起了，我再不搬出去，公司将把我除名了。再说她——”儿子瞥了一眼室里正在收拾东西的媳妇，许医生什么都明白了。
“你们走吧，你们愿意走的都走吧！就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哇！”
儿子走了之后，女儿毕业，主动要求去了一个边远省份，她也不想回家，她是不想让人知道她有一个患艾滋病的父亲！
好几天许医生就未去医院上班，刘院长无可奈何地告诉许医生：“这样也好，你就在家里呆着吧，老章和你的工作，同事们都愿意帮你们顶着，工资一分不少你们的，至于奖金嘛，我一再努力，大家最后也同意照发！”说到这里，刘院长叹了口气，“哎！现在看来，只有如此了，也许呆在家里会平静些！”
其实家里也不平静。
就在刘院长离开后不久，章医生所住的居民楼下，齐扑扑涌来２０多个男女老少，说是给章医生和许医生送要求函。许医生刚一打开门，一包纸就掷在了脚下。
许医生拾起来，展开一看：“应本楼１２户居民要求，请你们在三天之内搬出本居民楼。三天逾期不搬，后果自负！”
也就在这一天，市卫生局长收到了居民们的“抗议”信、“请愿”信，居民们在一大摞信函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居民要求卫生局出面，对章刚采取断然措施，绝不能让一个艾滋病人呆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以“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
经过研究和请示，卫生局出面，邀请部分居民座谈，向他们宣传艾滋病的一些基本常识，也向他们宣传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座谈会那天，卫生局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外到处都站着人。
卫生局长苦口婆心地解释仍难平民怨：“他一个人不迁，难道让我们几万人迁不成？”
“艾滋病人也是人嘛，我们这里不让住，哪个地方又能让他住？话说起来容易，事办起来难。你们也想想，我们能把他往哪儿迁呀？”
“有地方迁，西藏无人区！”
“把他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
“或者干脆把他送上珠穆朗玛峰！”
群众的要求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卫生局长都无法给以回答，结果是座谈会不欢而散。
临走时有人留下一句：“卫生局不管，我们就找市政府！”
这座小城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游行”、“请愿”等行为了。安定是大局，团结是大局，对于现在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了。这一次为了一个艾滋病患者，人们又想到了上述几个早已陌生了的字眼，事后记者采访了那些“始作俑者”，他们的回答毫无遮掩：“为了让市政府重视！”
正是这样的意愿，群众开始在这座县级小城市中汇聚，好像没有人号召，好像没有人组织，人们自发成群结队通过主要街道涌向了市政府。来到市政府门前，他们打出了“我们不要艾滋病”的旗号，强烈要求市政府出面，“将艾滋病患者迁出本市！”
市领导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出面接待“游行”“请愿”者，一方面紧急向省政府汇报。
在省里有关领导的直接关注下，为稳定群众情绪，为尽早平息事态蔓延，一个不是方案的方案出台了：迅速联系，将章刚尽快迁出本市。在省、市领导眼中，稳定是大局，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服从这个大局。迁出章刚，不管是否合情，是否合理，只要绝大多数群众有此要求，他们都得慎重考虑。
迁往哪里呢？当然不是西藏无人区，也不是塔克拉玛干，更不会是珠穆朗玛峰。想来想去，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首都北京。至少有两大原因使人们这样考虑：一是北京是首都，文明程度高于中国其他任何地方，似乎只有北京才可能文明地接待一个ＡＩＤＳ患者；二是北京医疗水平高，有可能控制病情，尽最大可能延缓患者的死亡。
不出所料，北京接纳了章刚。
但北京的文明接纳并没有阻止住艾滋病恶魔的脚步，两年之后，章刚平静地闭上了永远无法睁开的眼睛。
当尸体运到这座小城市火葬场火化时，新的情况发生了：火化工拒绝火化章刚的尸体！有关部门一再向火化工们宣传艾滋病知识，宣传国家的有关法规，但火化工们还是置之不理，并说如果强行让他们火化，他们立即辞职！
事情僵持了几天，章刚的尸体也在小城的火葬场里搁放了几天。最后由民政部出面，做通了火化工的思想工作，同时整个火化过程中医院方面与火化工密切配合，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入炉前还将尸体的七窍堵住，防止血液外泄。这样，章刚的遗体终于得到火化。
……时至今日，章刚的遗体以及关于他的故事已经烟消云散好几年了，倘若反思小城曾经发生过的那段伤心史，人们又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怎样的目光来关照仅因一名ＡＩＤＳ 患者而产生的那么强的震撼和那么大的骚动呢？！
第十七章 致命的不是病午夜惊魂（1）
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市防疫站值班室里静悄悄。
值班的小王，是一个刚从医专毕业分来防疫站工作不到一年的小伙子，在学校里小王就喜欢文学，特别喜欢前卫的那种。比如现在，小王手不释卷的就是颇具前卫色彩的“美女作家”卫慧的那本《上海宝贝》，目光正浏览着１７７页的一段话上：“我的眼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悲喜是渺小的，因为那列车从来不会为任何人而止住那飞奔的钢铁巨轮。这就是他妈的工业时代城市文明的所有令人恐惧的秘密所在——”
电话铃响了，小王没有理它，一边听着电话铃的骤响，一边浏览着这一节的最后一行字：“……抓住梦想流动中的每一个沟坎，抓住上帝的尾巴，一直向上，向上。”
电话铃还在爆响。
小王有些不耐烦地抓起了话筒夹在耳根与肩头之间，一边继续看书，冷冷地：“找谁？”
“你是市防疫站吗？”
“不是防疫站你拨防疫站的电话干吗？有病！”
小王正欲挂上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急如星火的声音：“我是深圳卫生防疫站艾滋病室，你们市有一位卖淫女在性病例检中发现携带有艾滋病病毒，她叫潘小卉——”
“人呢？”
“我们已经派人送她回老家了，下午５点２５的飞机，估计快到了吧！”
“你开什么玩笑，你们难道不可以处理吗？为什么偏要送她回来？”
一连串问话没有应声，那边已经断了电话。
小王一下子愣住了，艾滋病？怎么我值班就给遇上了？真他妈邪乎！
小王知道疫情就是命令，他只好扔掉手中的“宝贝”，连续拨了几个电话——
“喂，郝站长吗？刚才深圳来电话，说发现了一名我们市的卖淫女携带有艾滋病病毒……人已经送回来了……对，估计马上就到！”
“方局长吗？我是防疫站小王，刚才接到深圳来电……”
郝站长此时正在进行方城大战，他手中刚好凑拢一把清一色大牌，一听小王打来的电话，变脸失色，不敢怠慢，一推牌九，冲出屋去。
来到值班室一进门就嚷嚷：“小王，把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还没有来得及记呢！”
“什么名字？”
“潘小卉。”
“哪个乡的？”
“那边没有告诉我是哪个乡的。”
郝站长一听就火了：“这么重要的疫情报告，连患者是哪里的人都未搞清楚，我看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愣着干什么？给我拨，深圳！”
这时卫生局方局长也赶来了：“老郝，快上我的车吧，谢全乐市长要我们马上赶到市府办公室开会。”
当方局长、郝站长赶到市府５楼会议室时，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市府有关部、委、局负责人，公安局在家的一正两副三位领导加一个刑侦大队长悉数到场，没有声音，每个人脸上的颜色都跟窗外的夜色一样凝重。
谢市长摁掉手中的烟头，扫视了一遍在座的人，然后朝卫生局方局长挥了挥手：“老方，你说吧！”
方局长站起来说：“２０分钟前市防疫站值班员小王接到深圳来电，说咱们市的一名卖淫女在性病例行检查中发现携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