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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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新的特殊情况，经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同意阿新取保候审。
阿新从局子里出来后没有回家，开车直接去了东莞。
到了厂里，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等待着他阅处。他头疼得很，很难静下心来。
他把弟弟叫来，询问了一下厂子里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然后对弟弟说：“厂里的情况你心里应该有底了吧？”
弟弟点了点头。
“你心里有底，我也好放心地把这份家业交到你手上了……”
“哥，你这是——？”
“你好好搞下去，有了这份家业，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子侄女，往后的生活也有着落了。我对不住他们，你可要替我好好待他们啊！”
“哥，你别尽说丧气话了行不？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我干就得了。”
阿新眼圈湿了：“哎！不是我说丧气话，是我确实要去治病啊！”
“病？什么病？哥，你不是好好的吗？”
“你别看我现在好好的，可是我被魔鬼附了身，得了艾滋病。”
“艾滋病？”弟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哥，你别尽说胡话了！”
“我得病的事你不要随便张扬。保险柜里还有现金吗？”
“有，不多。”
“有多少？”
“大概就四五万块钱吧！”
“你明天去给我取，凑够整数１０万，记入我的支出栏里，我也该抽时间去治我的病了。”
安排好之后，阿新又到厂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转了一圈，看着他亲手搞起来的这份家业，鬼使神差，自己却要离它而去，心里比刀绞还难受！
来到花坛边，他遇到花工老莫，感慨油然而升：“老莫啊，这花是越开越繁茂了。”
老莫直起腰来：“嘿嘿，厂长，吃这份饭，干这份活，不弄好它还行？”
老莫与阿新同村，原来也是一个地道的渔民，老婆早逝，无儿无女，阿新到东莞办工厂时，就专门把他请过来，让他在厂子里侍弄侍弄花草，如今真还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匠了。
“老莫，你跟我有八九年了吧？”
“有了，呃，我别的技术活干不了，你这花圃什么的，老莫我还能侍弄它几年。”
“哎，老莫呀，我得走了。”
“走？厂长，你到哪儿去？”
“你别管我到哪儿去，”阿新顿了顿，从衣兜里掏出一只信封塞在老莫手里，“我走了之后，最担心的就怕他们瞧不起你，挤兑你。哎，三朝老臣了，也该有个好的归宿。这一万块钱你拿着，我走了之后，有人对不住你的时候，你也好有个帮补。”
“厂长，这怎么行呢？”
“别吭声，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只要这草永远这么绿，这花永远这么艳，我是死也瞑目了。”
夜里，阿新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觉，他只好看看报纸以平静心态，迷迷盹盹中，一行醒目的标题钻进了他的眼帘：“包二奶”引发血案，“花高工”死于非命！他抓起报纸，读了下去——
日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宗抢劫杀人案件，它是因为“包二奶”而引发的，其血淋淋的教训令人深思。
周某是退休高级工程师，有妻子女儿。１９９９年７、８月份的一天，周某到他常去的浦东大道某饭店吃饭，结识了服务小姐余某。之后，周与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第十二章 包的毒花养的祸不归之路有多远（2）
去年４月，周某从广东回上海，提出要包养余某，并将他暂住地的两把钥匙交给了余某。为了达到与余某长期同居的目的，周某许诺等到余某结婚时给她一笔补偿费。４月底，周某与余某同居。
周某对余某出手大方，一次，余某因欠债到期，周某当即从信用卡中提款２０００元给余某还债。也正是这一次，看似“天真”的余某悄悄地记下了周某信用卡的密码。
余某是湖北省麻城市人，１９９９年春节后来上海，同年６月开始在浦东大道某饭店做服务员。去年１月在一次同乡聚会中结识蒋某，并与蒋某谈恋爱，于同年２月底与蒋某同居。这样，余某就在白天趁周某不在之际去蒋某处，晚上又回到周某处。
蒋某系复员军人，辽宁省新民市人，复员后分配来沪等待安排工作。自从结识余某并与其同居后，又得知了余某与周某的关系，准备借此敲诈周某一笔钱财。
去年５月２日上午，余某与蒋用周某给余的钥匙打开门，搜得人民币５００元，等待周某回来。
下午１时许，周某一进门，发现从未见过面的蒋，很吃惊，就与蒋发生争执和打斗。蒋持刀威胁周，周夺下刀反抗。余见蒋头上有血，便开大电视机声音，拉上窗帘，上前将周某拿水果刀的手摁住，然后余蒋两人将周摁倒在地。蒋某从床上拿过一只白色枕头，拼命捂住周某的脸和嘴巴、鼻子，又隔着枕头向周某的脸上打了几拳。几分钟后，估计周某已死，草草处理现场后，余蒋两人又对周的居所进行了搜索。劫得周某价值人民币２２００余元的移动电话一台、照相机一架以及银行信用卡二张、邮政储蓄卡一张、人民币８００元等财物后逃离现场。当晚至５月４日，蒋余两人利用余事先从周某处暗自取得的信用卡密码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人民币２００００元。
去年５月８日下午，浦东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到报案，浦东新区六里二村某室内发现一具男尸。经警方确认，死者就是周某。
上海警方千里追踪，在沈阳将蒋、余两人抓获。
２００１年７月６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核准对被告人蒋某以抢劫罪判处死刑；对余某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读完，阿新将这份报纸揉成一团掷向窗外：“又是‘包二奶’惹的祸！”
这一夜，阿新也不知道是怎么睡着的。
第二天，弟弟将密码箱递到他手里：“哥，１０万块够不够？听说那病挺花钱的。”
“不够我再打电话向你要。记住，厂子里的、家里的事，全委托给你啦！”
装好钱，上了车，阿新又摇下车窗对弟弟语重心长地说：“你哥得那病，全是包二奶惹的祸，这是教训啊！往后你若有了钱，别再干那傻事了！”
阿新开车回到深圳，他仍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龙岗。
在龙岗，他向妻弟交待好有关事情之后，又开车直接去了公安局。
小秦出面接待了他：“怎么你没有去医院呀？”
阿新说：“事情没了结，我怎么去医院呢？”
小秦解释说：“你是经领导同意的取保候审，去医院治病是理所应当的呀！”
“秦警官，有件事我只好委托你帮我办一下。”说着阿新取出那包钱来，放在小秦面前，“秦警官你是知道的，有些事情上我是对不住阿萍，对不住阿秀，对不住宁儿的。这些天来我想通了，以前都是我有了几个钱种下的祸根，毛老人家说过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回算是应验了，活该！但是我欠她们的债不能不还。这是１０万块钱，你们找到阿萍，知道她们三人中谁被染上了艾滋病，就把钱给谁，让谁去治病，行吗？”
小秦说：“不行啊阿新，这钱我看还是暂时放在你那儿，等找到了阿萍再说。”
“不，秦警官，你不能让我带着遗憾去见上帝呀！”阿新掏出笔来，刷刷刷地写好了一份委托书，一并交到小秦手里，“我相信你们，就这样了，我得走了！”
望着阿新远去的车影，小秦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儿。
仅过了三四天，小秦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阿新寄来的：
“秦警官：
“接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因为我无法面对阿萍、阿秀、宁儿，特别是无法面对我的老婆和孩子，好像只有提前结束我的生命才能洗清我的罪过，所以我只好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秦警官，我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感谢你没有把我当成一名罪犯和一名艾滋病患者看待，使我真正地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过。说老实话，没有你的开导，也许我至今都不会认错，更不会认罪。以前在我心中，所谓‘包二奶’不过是小菜一碟，有什么错？有什么罪？但现在我才看清了，‘包二奶’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败着。我的确后悔了，但人世间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呀！
“秦警官，那天我忘了告诉你，如果找不到阿萍的话，阿萍肯定也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帮我寄一些钱给她的父母。她的地址是……”
小秦捏着信的手在发抖。
小秦的心在发抖。
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该对阿新说些什么。
阿新走了，他带走的是人生的遗憾与忏悔，而他留下的却是人生的启迪和警示啊！
第十三章 最后的宣战榕树下吹来一股苦涩的风
正常的人，谁也无法理解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在无言、无奈和无情的等待中，他会想些什么，他会做些什么。生命的余光在燃烧，它可以承袭死亡的旧制成为烛泪，成为烬末，也可以挣扎起来，用自己燃烧的手臂为后来者警示未来。前者走了也就走了，后者躯壳走了，精神却在另外一些人的心中留存。
在“榕树下”网站，笔者认识了这样一位可惜、可叹、可敬的人。
他的名字叫黎家明。
虽然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名字，但却是一段非常真实的人生。
正是这位化名黎家明的ＨＩＶ感染者，把自己无情地撕裂开来向人们警示：“我为什么在最后的日子里勇敢地拿起笔来，记录下我们最后的情感生活？我想让所有看见我的名字的人，能够真正了解我们和我们的疾病，尽可能少的人重蹈覆辙。我要大声喊出来：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它真的离我们很近很近！”
黎家明是一个能坐着绝不躺着能站着绝不坐着的人，在与ＡＩＤＳ恶魔作殊死肉搏时，他势单力薄，显然有些束手无策，他觉得“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战争，因为我们能够取胜的机会实在太小”，“从知晓的那一刻起，我的身心就被烙上一种印记，随时可以听见一种声音，看见一种影像，嗅见一种气息，那就是——死亡”。对于这样一种无奈，黎家明不想嘲笑医学的无力和人类的卑微，他由衷地感叹生命的脆弱和虚幻，他甚至觉得人的生命，有时就像花草的影子，随时可以消失得不留痕迹，“一如风云的驿动，瞬间变幻莫测无常”。
但是黎家明没有二度堕落，他从已经漫过头顶的无边无际的泥淖中爬出来，在属于自己的最后日子里，用最快的速度学会默默地舔舐孤独和绝望，期待科学奇迹的发生。
黎家明说：“我要勇敢地活下去，我和许多朋友都有一个约定：２００８年我们一起去北京，看在祖国首都举办的奥运会，我们一起为中华健儿助威！为所有健康、充满活力的生命喝彩！我要为所有关爱我的亲人和朋友活下去，我要为我们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