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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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这样的靠自己奋斗办移民的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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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多重身份：记者、经理、学生和作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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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自己的身份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我毕竟是留学生出身，我的那些朋友们还在为身份而挣扎着。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身份问题（或者说是居留问题）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关心的事。
“六四”前的四年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
“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
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
“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
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那时候，留学生内部每天都有新闻，或者是谣言。好消息会令大家高兴好几天，坏消息就会令大家愁眉不展。那么，到底哪一个消息是准确的呢？我决心采访移民部长。
在这个时候访问移民部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就这样有幸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以记者身份访问移民部长的人。
据说移民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初级部长，可是由于他掌管着我们这些留学生的生杀大权，所以在留学生的心目中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知道那时澳洲的移民部长是韩德，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文报纸上。
当我以《移民导报》记者身份见到韩德部长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愉快。我的问题很直接：“六四”前的四年临居到期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韩德部长当即表示，四年临居期满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六四”后的和“六四”前的应该有所区别，但澳洲政府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该留下的一定会留下来；至于“黑民”，韩德部长则劝他们出来自首。
我写了一篇《韩德部长答记者问》，发表在《移民导报》上。
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这篇文章等于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要着急，耐心等着就是了。
我的那些朋友们，比如Jack等，都打电话给我，想刺探更内部的消息。
我告诉他们，能写的我都已经写了，不能写的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澳洲政府迟早都会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的——这不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更是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考虑的。
三年后，也就是１９９３年，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澳洲政府果然没有失言，分期分批地解决了几万大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当然这又是后话了，而且，为了赢得这一切，又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会在后面一一道来。
和移民部长韩德的见面，使我对澳洲的政府官员很有好感。
一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当时州长JoanKirner正在我住的这个区考察，我认识的一个州议员便极力推荐我去见州长，和她沟通沟通，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于是，我就应邀出席了州长的欢迎晚宴。
那天晚上，我和州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我们两个就挨着坐在一起。
本来以为欢迎州长的宴会一定是非常排场的，到那一看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只有简单的三道菜：沙拉、牛排和甜品。这叫我越发感觉到中西观念的巨大差距。
我当时的身份是“地方名流”，当晚宴会桌上摆着的名牌就这么写着的。
我是LV商学院的国际部经理，《移民导报》驻墨尔本全权代表和首席记者，而且还是曾轰动一时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在据墨尔本市中心3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小的行政市里，我就被拉鸭子上架，成了名流。真是这样的，不是我吹嘘，要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加入澳籍，他们说不定还会拉我加入工党参加下一届的市议会选举呢。
那天晚上，她把我介绍给州长时，就是这么说的：州长，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们市的地方名流，金先生。
在整个晚宴期间，我一直在与州长讨论经济问题。
我谈到了我的《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她说她听说了这本书，并且还为能一赌书作者的“尊荣”而感到“荣幸”（打引号的两个字都是州长当时的原话）。
那天虽然饭菜简单，但是我们谈得很好。我与州长讨论了澳中关系问题，以及当下人人都关心的澳中贸易问题。而且，不知话题怎么一转，我们又讨论了中国的中医有没有可能被澳洲人接受的问题。我发现州长是个很开放的人，她从没接触过中医，却一点都不反对把中医引进澳州。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办中医诊所，只是泛泛地那么一谈。后来，当我真的想开一家中医诊所时，我立刻想起了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去找了州长，她果真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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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多重身份：记者、经理、学生和作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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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州长谈得高兴，我也谈得很高兴。
通过和澳洲政府要员的一些接触，我发现澳洲政府官员非常注意和普通人、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交流，愿意听取下边的意见。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前呼后拥，都是轻车简从的。他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在监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知道需要随时随地地听取纳税人的想法。
后来我又见了很多联邦议员和州议员。我见这些政界人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只是要建立一种关系。我那时还在LV商学院担任国际部经理，和政界人物建立某种良好的关系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那时经常把他们请到唐人街，用中餐招待他们。
在我召开的一些为了拓展关系的中餐招待会上，澳中关系，包括澳中之间的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是我们谈论的主题。
在和澳洲政界人物打交道期间，我发现，澳洲的政界人物大多都有很高的学历。
这也无形中激发了我重新走进大学充充电的决心。
那年的９月份，我终于走进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开始攻读硕士连博士。这话听上去象是挺容易的，好象学校的大门永远为我敞开着，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想读什么就都什么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之所以能够进这所不错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除了学界朋友的大力推荐外，主要还是得益于我的那本书——《中国贸易指南》，是它成就了我。我的指导教授一听说我是《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的作者，立刻就要我了。
在学校里，唯一需要读的只有一门课，就是社会学方法研究。Byresearch不必一门一门上课，需要通过写毕业论文。
我“上课”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自己读书，导师只是每个星期给我打个电话，问一问我的研究进展。
在我读书期间，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业谈判》又正式出版了！
澳洲传媒又为我这本书热闹了好几天，还是上电视，上报纸，上电台。
我的指导教授还特意打电话来祝贺我。
当我的指导教授打电话祝贺我时，我的心里有那么点不安，因为我已经打算休学了。不是不想读，也不是读不下去，实在是因为我的事情太忙了。事实上，这一段时间，由于我的事情特别多，研究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一年之后，因我建立的其他企业发展得太快，真的休学了。
我希望成为一个高学历的企业家，因为许多原因，我在中国的学历太低，因此在澳洲希望拿一下硕士或博士学位。美好的愿望总是不能代替现实。
我就这样放弃了很可能是我这一生的最后一次在大学正规学习的机会。
这成了我内心深处一个永远的遗憾。事实上，我在求学方面已经半途而废很多次了，直到现在也还拿不出一个可以叫得响的文凭。
当我决定走上经商之路时，其实眼前的路也一直不甚明确。
我其实是一边做着LV商学院国际部经理，一边在寻找着机会。我一直在做的是澳中贸易及贸易咨询，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还不能算是很成功。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第一桶金的事。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第一桶金是最难挣的；而有了第一桶金，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我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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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一桶金的开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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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中医闯进我的视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就是我的第一桶金！
那是一次十分偶然的谈话。那时我还在商学院国际部做经理，我和我从大陆招来的一个叫做Richard的留学生聊天。他是一个职业中医师，我们聊天的话题，自然是关于中医的。
我很自然地想到前几天还和维多利亚州长谈过把中医引进澳洲的事。
两件事情捏在一起，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办一个中医诊所呢？
当时在澳洲，中医作为一种医学科学，还没有被澳洲人认同。而与此同时，很多留学生当中就有不少优秀的中医师。他们在澳洲留学，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在一些地方辛苦地打工。所以，在澳洲谁要是能够把中医诊所开办起来，一定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的。
我试着说了我的想法。
Richard当即表示：金先生，你要是愿意投资开办中医诊所，我愿意成为你诊所的首批中医师，和你一起干！
我的问题是，我根本就不懂中医。我于是叫Richard做出一个计划书。
三天后，Richard果然做出一个计划书。我详细地研究了他的这个计划书，知道了投资一个中医诊所，硬件大概需要一万澳元，这里面主要是房租、水电和员工的工资。看到他准备得如此充分，我的信心更足了。
我真的动了心。我就告诉他说：好啊，我去考察考察，然后给你一个答复！
我立即行动起来。
首先，我了解到，在澳洲还是有一些中医诊所的，但是都开在了唐人街附近，病人主要是华人，生意说不上多么好。而且，这些中医诊所其实都是药房的坐堂中医，就是说，主要生意是药房，诊所只是附属。
其次，澳洲人居住区根本就没有中医诊所。而且澳洲人根本就不信中医。
澳洲象所有西方国家一样，非常重视医学，医生也是最受人尊重的职业。所以，高中毕业学习成绩好的，大部分都去学医了。正因如此，澳洲政府及医学界，对医生资格的认定也是异常严格的，不要说中医了，就是西医，如果你是从非英联邦国家学的医科，也照样不予承认。比如说你是个德国医生，想来澳洲行医，对不起，你得先通过澳洲医学资格委员会的考试再说。
照样的调查结果说明两个问题：
一，澳洲基本上没有中医诊所；
二，澳洲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医。
在我了解到这样的两个结果后，这个中医诊所是开还是不开？
我得先征求一下专家的意见。
我在墨尔本认识一个华裔老教授，他在墨尔本生活了三十多年，对澳洲主流社会及华人社区都非常了解。我便去请教他。他听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