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女儿走不一样的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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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在心里说：“未未，我们会是你永远的支持者，永远的后方支援部队。”
第二次见他，是去年秋天他来我们农庄。在我心里，他与我已亲如手足。看着依然消瘦的他，我恨不得把农庄最好吃的东西都夹给他，让他在多住几天，养得胖一点。可是，他只住了一晚，就匆匆赶回了贵州，那里有三所由他发起和负责捐建的正在施工的学校。其实他两年的西部志愿者服务已经结束，他自愿留在那里，是因为他实在放不下那些大山里渴望读书的孩子，他不止一次地说，他真想长久地留在西部。
这一次，在我们飞往贵州的路上，他又去了云南，陪同香港的一个助学基金会去签约三所今年要捐建的学校。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梦想可以走这么远，这么久，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虽然我比他大了那么多，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只能仰望的丰碑。
当我们结束了黔东南的旅行，非非终于在遵义的汽车站等到了她念念不忘的未未叔叔。从他们认识以后，这个叔叔的QQ头像就换成了非非的照片，每一次我看着这个头像在我的好友里亮起来，心里就无比的亲切。他在车站一下子就把非非举了起来，很多时候，他其实单纯得像个孩子，一个给山里的小朋友带去福音和希望的大哥哥、大孩子。
去年的冬天，妙妙在QQ上和我说：“姐，我真想去一趟贵州，我想重走一遍未未走过的路。”我是因为妙妙才认识了未未，从她的描述里，我大概地知道了一些他走过的路。谈到这些，她总是一脸的不安：“有一次，未未给我短信，说他坐摩托车进山，天雨路滑，车子的后半轮差点掉下悬崖，下面就是雨后暴涨的江水。姐，你不知道有多危险。”还有一次，好像是冬天，我坐在温暖的家里，在网上碰到妙妙，她说：“姐，未未走在山道上，点着火把，走了八个小时才到他要去的学校。”听这样的讲述，我总是无言，唯有内心的疼惜。
现在，在开往正安的车上，未未抱着非非坐在我的身边，笑嘻嘻地讲他走过的路。有一次，他从山顶上的桴焉镇回正安县城，半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雪，道路封锁了，班车停了，他第二天要到杭州参加一个会议，车票已经买好，他就在大雪中的山道上走了近六个小时，一路走回县城。这样的行走对他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山里的很多地方不通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他常常孤独地在大山里行走，还要背负很重的衣物、书本，他像圣诞老人一样把好心人捐献的礼物送给孩子们。
“姐，还有一次更好玩”，他又开始了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夜里走过一个村庄，十几条农户的狗一路叫嚣着跟着他走，他就猫着腰，很小心地快步走，终于摆脱了它们。“碰到狗的时候，不能大声喊，也不能逃，它们跟着没劲了就不跟了”。他眉飞色舞地总结，一脸阳光灿烂的笑。
在正安的几天，在我们上山下乡的路上，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大概知道了他这几年真实的生活。作为一名国家的西部志愿者，他每个月可以领到六百元的工资，可是在他大量的走访中，看到那些一贫如洗的家庭，那些衣不蔽体的孩子，他总是慷慨地给予帮助。他还匿名资助了十几个孩子。在他住的房间里，我看过一本他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这三年来的捐助内容，除了圆山里的孩子读书的梦想，他的捐助还包括一个长春的生病的孩子和一个南京的患病的研究生，他都匿名各寄去了五百元钱他捐助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出手之大方让我大吃一惊。最让妙妙耿耿于怀的是有一次，他居然把朋友寄给他的三千多元生活费都买了字典送给学校，六百本字典，每本六块多钱，共计三千七百多元。“姐，未未简直是不可理喻！”我还记得当时妙妙又伤心又气愤地向我诉说：“我帮这个不可理喻的人算了一笔帐，在贵州正安三年，前两年每月仅有国家的六百元补助，后一年仅有一个香港的助学基金会每月发给他一千元的工资，他捐出的金额超过了一万五。”
其实我们还少帮他算了一笔帐，这笔帐也是我到了他那里才知道的，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山区的交通费居然如此昂贵。举个例子，从正安到梅子坝小学所在的小雅镇，两个小时的车程，居然要二十一元车钱，往返就是四十二元钱。我问他从这个学校开始考察到竣工，总共去了多少次！他想了下告诉我说大概有二十几次，这意味着光这一个学校，他就自己贴进了近千元的路费。在我的追问下，他找出了一个装满各种车票的大信封，里面是厚厚的一大堆他往返正安的各个乡镇的车票。还有很多都已经扔了，有的大概不到四分之一。
这笔钱是怎么回事？我指着他本子上一笔六百元的运费问他。“哦，那是某个基金会的上海图书组给我发来了二十六箱图书，我到遵义去提货，是货到付款，我就付了六百元。”他很平淡地告诉我。我看他屋子堆放着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全国寄来的爱心包裹发愣，他告诉过我那些包裹还不到去年的暖冬行动时收到的十分之一。我在心里迅速地盘算，这些货物他从遵义的火车站或者正安的邮局提来，整理好后发放到那些山旮旯里的学校，这个人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体力，还有人民币！忽然间我无比自责，在我们献爱心的时候，为什么一点都没有为他考虑过呢？虽然他从来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毫无怨言地付出。
你到底哪来这么多的钱呢？我合上他的本子，心如乱麻地问他。我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他的父亲下岗后在小区里找了一个看车库的工作，她的母亲天生听不见声音，他们只有他一个儿子，一个从小就优秀的考上名牌大学的原本有大好前途的儿子。“我只好从我的生活费中挤呗。”他还是微笑着很平淡地告诉我。
在没有钱的时候，他常常每天只花一元钱买两个馒头度日，喝着白开水。“那你没钱的时候怎么下乡去调查走访呢？”我还是追问他。“那就只好走路了！”他告诉我。
有一次，他从梅子坝小学下山，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元钱。他走到天黑终于走到了庙塘镇，在一个小学学校里，他爬进窗户睡了一夜，第二天又走了七八个小时，走回了正安。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正安的三年，这个一米八三米的小伙子最瘦的时候不足一百二十斤，为什么他患上了一直让他疼痛的肠炎。我们在正安的前两天，我带他到饭店吃饭，想让他补补。他没吃多少就放下了筷子，我知道又是因为该死的肠炎。“姐，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吃了好多饭呢！”他讲给我听，我知道他在想念家里妈妈做的饭。看到他住的地方有做饭的锅碗，我走了很远的路到县城唯一的一个菜场去买菜，回来做饭给他和非非吃，他一口气吃了三碗。我给他做了两天饭，第三天，在回贵阳的路上，收到他的短信：“姐，你们快到了吧，我好想非非，还想念你做的饭。”文字的后面，他还打了一个笑脸。我看完想笑，又有点想哭，就像我在他那里的时候，前一分钟我还在想他在那里真好，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简直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后一分钟我又想，我得赶紧劝他回来，不能在那里再呆下去，他该为他自己，为他的父母，为他的家庭多想一想。
这个不是贵州人的“贵州人”成为了我们在贵州的最大的牵挂，两年来为了共同的目标，共同奋斗和努力的历程中，我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兄弟！我的家人！今后，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我都会坚决地支持他，帮助他，一起圆我们共有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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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
走啊走啊，我的腿都走得发抖了，看看非非，我知道她也累了，可是她还是安慰我：“妈妈，我能坚持的！”在那一刻，我真的被女儿感动了，那么顽强那么懂事的孩子，她是我女儿！我立志要带非非走遍名山大川，在这样的行走中，对孩子的性格是一种最好的历练，我们最能建立一种亲密而又最和谐的亲子关系。
陕北信天游
夜行的火车上只剩下了我们母女两个结伴而行，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油然而生。非非抱紧了我说：“妈妈，我很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是的，此刻的我不再是责任重大的领队，不再需要考虑整个团队的行程安排，而只是一个妈妈。很享受这样的行走，不用多想什么，走到哪里算哪里，反正和我的孩子在一起，走到哪里都是好的。
早晨到达延安，早晨的风微微的凉。踏上这块革命圣地，发现火车站异乎寻常的现代，可是坐上去我们入住的杨家岭农家院的车子，就发现和火车站环境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们住的窑洞门口的路，一路尘土飞扬，一夜都有卡车隆隆地开过。好在窑洞里的土炕给非非带来了巨大的新鲜感，她在这巨大的床上跳来跳去，兴奋极了。
杨家岭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我记得以前学过一篇《杨家岭的早晨》，那里的太阳刚刚升起，毛主席和小战士浇灌着菜地，是一个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的地方。眼前的杨家岭，和无数的景点一样，挤满了挥着小红旗的导游和众多的游人。有导游指着一小块菜地说：“那里就是毛主席种过的菜地。”我看了一眼，和童年的想象还真不一样，以前想象得很大很大，也许童年心里的世界都是很大的吧。
安塞，在我的想象里是个神奇的小城，安塞有三宝，剪纸、农民画和腰鼓，每一宝都让我有浓厚的兴趣。一路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群艺馆”，没想到看门的老头告诉我们要三点才会正式开放，正失望，老头说可以带我们去一个剪纸的作者家里看看。
我一听大喜，坐上一辆破破的出租车，来到一个黄土飞扬的小村庄。走进了一家窑洞里，看到了一位不起眼的大妈。我心里有点疑惑：“这就是传说中的艺术大师？”不过等徐大妈打开她的农民画，我就相信了，完全是原生态的作品，用色是如此的大胆，构图是如此的有趣，我恨不得都买下来。徐大妈还顺手拿起一张红纸，嚓嚓几剪刀就给非非剪了一个飘飘欲飞的蝴蝶。听说我想听一听陕北民歌，徐大妈看了我一眼，有些羞涩地说：“那我给你唱一个吧，我唱的不好！”说着就唱了起来，唱完我和非非给她鼓掌，她一个劲地说没唱好，居然连脸都红了，抱着徐大妈的一包作品出门，我觉得不虚此行。
安塞腰鼓，平时我们是不太有机会看到表演的，可是我和非非的运气就是这么好，为了国庆进京参加盛典，安塞县城选了两千多名优秀的会打腰鼓的人在一个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