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 作者:张胜友-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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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首都钢铁联合总公司率先进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型企业。承包六年，上缴利税累计达七十多亿元，平均
每年递增20％。
“承包为本”四个大字，不仅对首钢，对钢铁行业，而且对其他各个行业的企
业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下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数分成；缴利亏损企业利润
包干或亏损包干；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十分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改变了职工
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人们也许还记得《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西方资本家亏损了
50万元，急得要跳楼；中国的一位厂长亏损了100万元，却可以说句极轻松极时髦的
话：“交了学费嘛！”
时隔不久，中国人却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几度审议《企业破产
法》时异常激烈争辩的镜头：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们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
要求自主经营，抗拒“婆婆们”无所不在的行政干预；工人们同样赞同《企业破产
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
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
“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
倒闭，或被兼并了！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了东北某个城市之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
《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的报道。这座被美国人称作“出租了
的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号称煤电之城。然而，在1986年，当辽宁省的工
业企业人均留利已经达到600元至700元时，阜新还不到200元；省里每年给予阜新的
财政补贴多达5000万元，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阜新人自己戏称为“一小二穷
三不活”。1987年春，市长王亚忱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
业租赁了811户，整个城市顿然活了起来。
北京市百货商店试行将柜台出租给乡镇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仅西单商场就出租
了30％的柜台。
在全国，租赁很快就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将近5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
赁制。
租赁经营比承包经营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
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
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出一则四川宁江机床厂承接国内外订货的广
告。这是中国的第一张生产资料“广告”。它印在报纸上悄然无声，却具有一种爆
炸力——它发出庄严的宣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千重浪，为此，《人民
日报》和《机械周报》专门组织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七年之后，奔驰在古蜀道上的列车。车厢里，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所的硕士生，正与共和国的总理侃侃而谈。年轻的硕士提出了“资产经营责
任制”的新构想：关键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国家怎么管理，怎么运作。
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一个改革新思维，就这样在车轮
与铁轨的撞击声中诞生了！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
之内，209名投标者前往竞争。继而，几千名投标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国100多家企
业。中标的厂长。经理们必须拿出自己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和全部存款，做
为风险抵押。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占56。0％，集体占35。4％，
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8。6％。
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多次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
解决问题”，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远没有农村改革之初那么简
捷，那么便当，那么一帆风顺。
1983年开始的价格体系改革一直使我们进退维谷。价格不反映价值，使企业无
法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活力，随着原
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间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来越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病：流通体系的混
乱，“官倒”的层层盘剥，致使承包企业叫苦不迭。
物价飞涨与分配领域中的“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大社
会热点。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有共识：物价改革“闯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成败的关键一着棋，不“闯关”不行，“闯关”则风险大矣！
好比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旧城拆迁工程，若干年后市民们即可望搬人宽敞、漂亮
的新宅；然而，在拆迁期间，市民们则不得不暂时去住简陋的工棚——这就是改革
的“阵痛”，也即是改革设计者们所担忧的“群众承受能力”。
1988年，龙年。老百姓说：“龙年主凶。”
中国的改革大船驶入这段航道时，果然遇上了狂风大浪，船体骤烈摇荡，船上
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怎么回事？”
银行及各储蓄所柜台前突击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长龙；
从改革中刚刚得到一些实惠，收入刚刚增多了一点的中国消费者，敏感地意识
到货币在贬值，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离开生产岗位，盲目地冲向以短缺商品为背
景的市场，抢购家具、家用电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单、被面、衣物、食盐、肥皂、
火柴、铁锅……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阳……从城市到乡村相继发生全民“抢购风”。
终于拉响了经济紧缩的警报！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第二十次总理办公会议，作出一系列做好物价
工作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决定。四十多项“条例”。“办法”、“法规”、“决定”、
“通知”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
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
中国的市场从癫狂状态中渐渐地平稳了下来；从迷乱中冷静下来的中国人开始
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提出了“治理
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战略决策！
风云变幻的1989年。
由于长期累积的基本建设战线投资过大、消费基金持续上升、社会供求总量矛
盾和结构性矛盾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很快让中国人吃到了“苦头”。
一个集体无意识现象——市场疲软——却并非生产过剩。
人们积聚货币而不购物，全国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8000亿元，手持现金近20
00亿元；商场资金周转困难，忍痛大减价、大甩卖；厂家生产的产成品大量库存积
压，截止1990年6月底，工业品积滞总值达2500亿元，每天仍有2亿元的滞销产品源
源不断地运入仓库；一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半停产或停产；上千亿元的“三角债”
链条越勒越紧，生产效益持续下跌，发展速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同时感到了震惊！
风风雨雨，备尝艰辛。
经过近三年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有效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指数大幅度回落（基本控制在6％左右）；
农业连年丰收；维持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日趋稳定；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宏观环境。
然而，现实面临的困难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业实现利润下降，产成品库存量继续增大，“三角债”前清后欠，经济效益
下降趋势尚未扭转。
部分地区财政减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额损失（直接经
济损失达560亿元），导致赤字扩大，国家财政困难增加；
一些主要经济关系尚没有理顺，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
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问题的症结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相关联。
邓小平胸怀坦荡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
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
要求把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举
行座谈，广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共同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献计献
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13个年头。
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
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
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无拔地而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
间奔湍飞泻。
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们面对东
方文明古国可以喊一声：这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四集 走向新世纪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印度文明、阿
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二世纪，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长达70
00公里、历千余年而不衰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连接人类东、西方
两大文明的无与伦比的纽带。
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
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