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西默尔-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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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前头跑走了。我跟在后面，拖着条疼得厉害的腿一瘸一拐，拐回梅塞德斯车。

　　我挤到车前。一位医生跪在昂热拉座位旁敞开的门边。我推推他。

　　“她怎么……”

　　他抬起头，然后站起身走到一边。

　　现在我跪在那肮脏、潮湿的路面上，我的脸紧贴着昂热拉的脸。

　　“昂热拉……昂热拉……结束了……那家伙死了……又一次顺利地……”我顿住了，“你受伤了吗？你别动，昂热拉，你别动。你就这样躺着。”她倒在座位和方向盘之间，在操纵杆底下，眼睛睁着，脸非常严肃，虽然嘴唇上有非常奇怪的微笑。一只手还抓着方向盘。“我看不到血……可是你受伤了，是不是……震惊……你不能讲话……昂热拉……昂热拉……”

　　有人在抚摸我的肩。我抬起头来，再也控制不住了。

　　“请您站起来，让医生们过来。”加斯东·迪尔曼说。

　　“她受伤了，是不是？她坐在左边的呀。所有的子弹都从左窗射进来……但是她伤得不重，您说啊，不重，是吧？”雨下得还很大。“我看不到有血……”

　　“没有血？”被我推到了一边的医生说，解开昂热拉的大衣。她的浅色羊毛衫被血浸透了。

　　“昂热拉，这没什么……这是……皮肉伤……”

　　“您停下吧。”那位医生对我说，“天哪，难道您看不出来，这个女人已死了？”

10

　　星期三，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晚上。

　　今天我们埋葬了昂热拉。我坐在她的写字台旁，天还在下着雨。自从我回家后，我就在写。我们将昂热拉埋在了大羊圈公墓上。这是一座很大的公墓。大羊圈公墓也位于格拉瑟街上，这里的街道已经开始往上升了。公墓地处城市上方。这里柏树很多，只有少量棕榈树。它的入口处坐落着低矮的灰灰的小屋，其中有一间里面开着家古董店。墓碑看起来跟德国的不一样。坟墓大多数要大得多，石座常常高出地面差不多一米。石座上有十字架和石头的双十字。大墓碑上有很多花儿。今天，在连下数天雨之后，花儿看上去满目凄凉。这里有许多坟墓也建成了小庙和小教堂的形状，整个公墓给人可憎的印象。我们在德国熟悉的低矮的大理石的扁平的墓，这里当然也有。只不过是一排排的，不是互相平行。在相当程度上像座迷宫。

　　他们派给了昂热拉一块坟地，它位于公墓高高一侧的最上面。从这个位置能看到所有的坟墓，能眺望整座城市，能看到海洋。大海今天是灰蒙蒙的，像天空一样，非常的孤寂。这里跟近旁的昂热拉平台上一样能看得很远。我听到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平台上，但是从康托港到拿破仑海湾我没有看到一只船。为了不必望坟墓，牧师讲话时我老望大海。可后来我又不停地望着坟墓。掘墓人还在用绳子拽着昂热拉的棺材。我从前不认识这位牧师。他负责昂热拉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区。他昨天来找到我，主动要求通过一家殡仪馆代我办理一切手续。这是一位非常和气的牧师，我感激他，因为我连一步路都无法走，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上午。昨天他们一直将我留在布洛赛医院里，今天上午他们给我打了几针，然后我才能走、能站、能讲、能念、能写。我也能够思考了，真不幸。这位牧师打听了一些有关昂热拉的情况，因为他不熟悉她，他该怎么写悼词呢？因此我对他讲了一点，全是不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我没能讲。如果我想讲的话，我真的会泣不成声。我告诉牧师，昂热拉心地善良，正直勇敢，我爱她胜过爱一切。牧师后来在墓旁讲了所有这一切和另外一些东西。认识昂热拉和我的人们都来了。我们站在雨中。我站在最前面，站在敞开的墓坑旁，站在一大堆花束前。我发现矮个子督察拉克洛斯、探长鲁瑟尔和加斯东·迪尔曼站在我周围，还有清洁女工阿尔奉欣·佩蒂，她老是为我们的幸福祈祷，凯马尔夫妇，泽尔热，“庄严”酒店的那位泊车师傅，那位年轻的画家，他夏天在十字架路上展销他的画作（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知了昂热拉的死讯），“费利克斯”的老板，尼古拉，“黄金时代”的老板，雅克，康托港俱乐部的调酒师领班，帕斯卡勒和克劳德·特拉博，昂热拉专门画过像的小格奥吉娅，以及她的父亲，来自好莱坞的大电影制片商，“庄严”酒店的我们的“侍者”罗伯特，“保安警”赌场里坐在收银台后面的那位老太太，她已经八十岁了，还在工作，波恩联邦财政部的那位衣着过分整齐的丹尼尔·弗里瑟博士，他有一张镇定、憔悴的脸，还有大概二十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弗里瑟是昨天一大早到达的，来澄清克斯勒的案子。他在医院里探望过我，向我表示了他的同情。我不知道他都讲了些什么。

　　牧师讲了很长时间，他是好意，可他讲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感觉，我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来越不安。我的脚很疼。

　　“……人，由女人生下，短暂人生，充满不安。他像一朵花开放又凋落。他像个影子一样逃跑。风不再知道他的处所……”

　　自昂热拉死后我就哭过，可是没有人看到，我在内心里哭。我的脸看上去一定像个面具，一个石头面具。当牧师这样祈祷时，我眺望着大海，海上乌云笼罩。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层密密的雨纱在飘。然后，掘墓人终于用绳子将棺材放下了墓穴。牧师伸给我手，说了点我没听懂的话，然后递给我一把小铁铲。我弯下身，铲起一点湿土，抛了进去，抛在昂热拉的棺材上。铲子然后传给一个个来参加葬礼的人。他们全往棺材上扔土，还有许多的花。他们全都跟我握手，有些人也讲了点话，但我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最后剩下我一个跟四名掘墓人。他们合上坟墓，同时边吸烟边交谈。我站在一边，不停地眺望大海，昂热拉曾经那么爱它。天色已经暗了，我冷得直抖。我看着掘墓人结束他们的工作，把所有的鲜花和花环放在堆起的土堆上。然后他们也走了。这个墓当然还没有完。我挑选了一块墓碑，付了钱，请求在上面只刻一个词：昂热拉。他们告诉我，要过一段时间，土才能坚固，他们才能将石头、那块黑黑平平的大理石运过来。

　　大羊圈公墓确实非常大，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走近那个土丘，想跟昂热拉交谈。我确实尝试过，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对她讲。但没有意义，我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于是后来我穿过雨走向公墓的出口，坐进了昂热拉的车子。这一天我头一回驾驶这辆梅塞德斯车，它的左侧座位上有几个枪眼。我原来送给昂热拉的那只小熊挂在挡风玻璃下方。我非常慢地开回城里，沿着十字架路向下，经过“庄严”酒店，经过“费利克斯”，经过几·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

　　我把梅塞德斯车开进了车库，锁好了。在住宅区大门口，有一个男人向我打招呼，当我从电梯出来到楼上时，又有第二个，他站在门外。鲁瑟尔还让人一直保护着我，虽然克斯勒已经死了。但我跟垂死的克斯勒讲的是德语，我周围没有人听得懂我们。我只告诉鲁瑟尔，克斯勒受命干掉我，让我停止到处探听。同样的话我也对弗里瑟讲了。所有其它的东西新闻界都将获知，如果我们的公证员黎贝勒把巴黎国家银行保险箱里的材料，连同这份长篇报告和钻石伊尔德的招供、照片和磁带在苏黎世向新闻界公布的话。这期间我没有见到黎贝勒，他也没来公墓上。可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我当然不断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促成克斯勒作出这一疯狂的举动。钻石伊尔德一清二楚，如果昂热拉或者我死于非命，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些人失去理智了吗？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令我们的证据不重要了吗？不管我怎么绞尽脑汁，我想象不出会有这么一条出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太长时间，我很快就累了，很难集中精力。

　　房子里变冷了。我打开所有的灯和所有的电视机，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非常仔细地打量了一切——画室里已经画完和完成了一半的画像，厨房里的餐具，我经常在上面坐过的小凳子，我的衣橱和昂热拉的衣服。我试着再次从布料里闻出她的皮肤的香味，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个。我走进我们的卧室，在宽大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们总是一起睡在上面。最后连这个我也无法忍受了。我看了我们所有的像。客厅里的桌上有一只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茴香酒。在她开车去接我出院之前，昂热拉一定喝过。杯子上有一个唇膏印，当我坐在昂热拉的写字台旁写下这些字行时，它就放在我的面前。

　　雨又下大了。我先前听见，门外的警官被另一名警官换岗了，我一直在往下写。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是二十二点十五分。我刚才给公证员黎贝勒打过电话，对他说，请他十一点钟无论如何再来一下，取我的报告这最后几页。然后，他应该照我们约定的去做。他讲，他理所当然会这么做。我也找过门外的刑警，他坐在电梯旁的楼梯口。我把房门钥匙给了这位警官，对他讲，公证员黎贝勒十一点要来。请放他进房，黎贝勒来取一点东西。我想躺一下，因为我累了。这位警官也通知到了。他会带黎贝勒进屋。在我跟这位刑警讲过之后，我回到屋里，来到平台上，走进雨里，它冷冷地有力地打在我脸上。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人警告过昂热拉当心而。这个人也曾经讲到过那许多白大褂和某个将要死去的人。那之后——我又想起来——贝尼斯夫人，卡诺特街上“奥地利旅馆”里的那个算命女人。她说，那之后昂热拉和我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将化为一体，永远幸福。这事儿，她说，还将在这一年发生。是的，讲所有这一切的是贝尼斯夫人。

　　我走过平台。那许多的花有一部分被雨打落了。我越过栏杆往下看，昂热拉曾经想跳下去。房子的位置确实很高，我看到底下的水泥地面。如果从这儿跳下去，必摔死无疑。

　　我走回屋内。我听到电视机里在播新闻，但没听明白。我关掉了所有的电视机和所有的灯，只留下写字台上的灯，然后我写下了这几行。黎贝勒一刻钟后就会来。我要将我的报告的最后几页放整齐，好让他很快就发现手稿。我相信，我写下了所有重要的内容。现在我要走回到平台上去。栏杆潮湿得发亮，但是很容易跃过它。一切肯定非常快。

　　代替宣誓

　　我，具结人，在此声明，今天，星期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昨夜自杀辞世的德国籍公民罗伯特·卢卡斯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到我的事务所找我。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布图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租一只保险箱，钥匙由我们俩保管。死者将两只信封放在这只保险箱里。他告诉我，一只信封里装着照片，另一只信封里是一盒磁带。我既没看过磁带也没看过那些照片。罗伯特·卢卡斯要求我，在他暴死的情况下或者在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暴死的情况下，将两只信封拿到苏黎世，将其内容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国际新闻界的代表们以及国际刑警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