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西默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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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河岸有阳光照耀。
然后，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非常轻柔，我能感觉到。然后，满是鲜花的草地和冥河的图像缓缓地、小心地消失了。那些闪烁的色彩消失了，黑暗的漩涡又回来了。然后，我第一回沉沦、我主动屈从。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平缓了，停止了，咝咝声逐渐消失。我的静脉和动脉里的血进入静止状态，然后就只剩下黑暗、温暖和安宁了。后来我就死了。
一
1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办公室在八楼。环球保险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我们保险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命、汽车、飞机、轮船、电影产品、地产、首饰、人、人的一部分、乳房、眼睛、女演员们的腿——没有什么我们不保的东西。但还是有。对，有一次我惊愕地发现，我们不保险男性生殖器。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保险的，但不保阴茎。当然，我们对性无能提供保险，但不保险阴茎受到伤害或失去。这非常罕见。我到处打听过，没人能解释。
环球保险公司总公司在杜塞尔多夫，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美国和委内瑞拉设有办事处。根据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账目，资产负债表总计为一百二十亿马克，拥有三亿马克的资产和储备。杜塞尔多夫总公司有员工两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万人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损失保险部工作。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插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