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西默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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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19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