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6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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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到处都是数钱的声音。杨树根走进一家大型超市的时候，他被巨大空间里堆满的商品震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城市的人怎么能有那么多钱买下这些东西。超市像山坡上一大片橙黄色成熟的玉米地，上下左右都是玉米一样密集的商品，你可以随手拿，但不付钱你就走不出这片城市的玉米地。杨树根最终买了三盒饼干、二斤糖果给女儿和村里的孩子吃，他还给梅花买了一瓶“大宝SOD蜜”，也许梅花已经回来了，最后他为关在监牢里的梅来买了一条“金福”牌香烟，总共花去了八十二块钱。这样，杨树根就能体面地回到老家去了，虽说有些奢侈和挥霍，但他要向梅花和村里人证明他杨树根不是无能的人。
杨树根去看守所见到了梅来。梅来更瘦了，脸上长出了浓密的胡子。当杨树根说起他现在找到工作并怀揣着老板的九百块钱要回老家招工的事后，他们都兴奋起来，杨树根隔着生硬的铁窗说：“还是大哥说得对，天无绝人之路。”梅来盲目而乐观地说：“三天后就开庭了，你等我一起回去，然后带一二十个老乡来城里大干一场。开过庭了他们肯定会放我走，我只是一时糊涂，也承认了错误。反正我也没弄到钱，还被打了一顿，警察都知道的。”杨树根也觉得这件事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没损失一分钱，梅来又被关了这么久了。但他们都不知道，梅来按过许多手印，其中有一张就是“逮捕证”，梅来认为逮捕证也就是关几天的手续，就像医院的挂号证明一样看过医生就作废了。
杨树根与梅来这次看守所里的会见应该说是相当愉快的。
梅来的犯罪事实一点也不复杂。开庭的时候杨树根也来了，他发现板着面孔的法庭里就像一个灵堂一样，冷漠而没有人间烟火气。法庭上梅来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都认错了，各位领导总该放我回去了吧。”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免费为梅来辩护，那位戴眼镜的年轻律师一再强调梅来没犯罪的预谋和故意，完全是上当受骗后走投无路时一时失去理智，希望法官能够从轻处罚，而且他还指出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与缺少救助机制。而检察院的起诉书中义正词严，法官认定梅来用暴力的手段实施抢劫实际上已经威胁到受害人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而且抢劫的故意相当明显，罪行成立。法官当庭宣判，梅来犯抢劫罪（未遂）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法官一锤定音。梅来脸色涨得通红，大喊，“冤枉呀，冤枉！我一分钱也没抢到呀！”
法官走过来将被告席上的梅来戴上手铐，押出法庭。坐在法庭下面等着跟梅来一起回家的杨树根也蒙了，他从后面冲到押着梅来的法警面前，“同志，我大哥真的冤枉呀！”法警并不理睬他，他们使劲地按着梅来的肩头，梅来就只好低着头歪过脑袋对杨树根说：“好好干，天无绝人之路！” 杨树根很快就听到法庭外面警车拉响了警笛，那声音，很像山区半夜里的凄厉的鬼哭狼嚎。梅来消失在渐渐远去的尖啸声中，开始了他三年有罪的生活。
6
杨树根回到山村的时候，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刚刚撤退，整个山区被暴雨和洪水撕得稀烂，山坡上的茶树、板栗树被连根拔起，山脚下的苞米地里只能看到一些倒伏的秸秆和洪水冲下来的断树枯枝与大大小小的乱石纠缠在一起，呈现出一片劫后余生的废墟，夏天毒辣的阳光照亮了沉闷的山区，百孔千疮的山村就像正在死去的老人，只剩下最后一丝喘息。
杨树根在村口首先遇到的是一条拖着舌头的大黄狗，大黄狗似曾相识地望着杨树根叫了两声，不凶，像是打招呼。后来就有三三两两的老乡们从高高低低的土屋里走出来，他们看到杨树根时脸色苍茫地问：“今年全完了，城里有活路吗？”
杨树根从一个塑料手提袋里掏出了糖果和饼干，答非所问：“梅花回来了吗？”没有人答腔，少数人摇摇头，算是答复。
听说杨树根要带人进城，全村都被煽动起来了。一时间三十多人全都涌到了杨树根家的老屋里，一条腿麻痹的老母亲见有这么多人来找儿子，沉默许多年的脸上就放射出翻身解放的光芒，女儿吃着爸爸带回来的很甜的饼干，很幼稚地问：“妈妈呢？”杨树根摸着女儿瘦小的脑袋，说：“妈妈在城里打工，这是妈妈给你买的饼干。”
晚饭后，杨树根踩着黑暗去梅来家，一扇潮湿的木门艰难地打开了，开门的是梅花的母亲。杨树根进屋后将一袋饼干和十几块糖果放到开裂的桌上，闻到甜味的梅来的两个孩子直扑过来，在第一时间争抢饼干和糖果。杨树根对丈母娘说：“这是大哥梅来让我带回来的。”梅来的妻子秋萍问：“梅来呢？”杨树根平静地说：“大哥在工地上忙着呢，走不开。”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嫂子，这是大哥让我带给你们的。”
谁都没有提起过梅花。
杨树根实际上从村里只能带走十八人，连他自己十九人，他总觉得另一个名额就是梅来的，梅来一直跟他在一起。招工让杨树根有了一种当家作主的意志，梅来坐牢后，他在城市里只有靠自己了，跟他一起进城闯荡的老乡也都得靠他。责任和使命让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学会了果断、坚决和说一不二。
山里人出门打工跟讨饭没什么区别，打工的人就是城市乞丐，乞丐一样的身份和乞丐一样的待遇，打工的待遇甚至都不如乞丐乞讨的多，这样类比虽然有点损人，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出门打工的乡亲把发家致富作为目标，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才背井离乡的。现在，三十多个人要去打工，可杨树根只能带走十吧个，还不到一半，权衡再三，杨树根确定的带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子过不下去的最困难的家庭。最后敲定的十八个人中，五十七岁的高成海的女儿被骗子拐到广东卖淫了，有人在潮汕一带见到过他女儿，他想去找女儿，可没路费；四十二岁的钱多已经揭不开锅了，前年被石头砸断腿为治病借了三千块钱高利贷如今已翻成六千多了，钱很少的钱多春天的时候被债主打得耳朵嗡嗡地疼了半个月；三十五岁的周山老婆死了，丢下两个孩子，家里一贫如洗；五十六岁的张福贵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成绩非常好，就是没钱交学费和吃饭，他确信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所以要出门挣钱，他甚至诱惑杨树根说：“你带我出去，将来我儿子发了，让他们给你在城里安一份吃皇粮的活。”最难办的是罗小顺，十六岁的年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又瘦又小，像一根无根的竹竿，风一吹都能吹倒，杨树根有些为难，罗小顺妈妈就一头跪在地上，哭着哀求杨树根，“兄弟，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是活不长了，他爸又没了，我吃药没钱，小顺子都三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了。”见杨树根没说话，一旁的小顺子一声不吭地也跪了下去。他没有哭，也没有委屈，眼睛里有的只是麻木。杨树根知道小顺子爸爸三年前因上山采草药，坠下山崖摔死了，他妈妈长年累月地害痨病，小顺子守着贫瘠的山场过着坐以待毙的日子。杨树根拉起小顺子娘俩，说：“小顺子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有我一口饭，就有他吃的。”
杨树根带着十八个乡亲进城了，他们背着破烂的包裹走在夏天闷热的空气中，像一群难民；而他们脸上又充满了盲目的希望，看上去倒更像是一支队伍。他们将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活路而不是财富。出发的那一天，村里的老老少少们站在村口的树阴遮天的栗子树下，眺望着亲人们远去的背影，眺望着未来不再流泪和下跪的日子。
黄昏来临的时候，嘉风建筑工程公司老总王奎见到杨树根带回了一大串民工，兴奋得脸色有些变形。他让袁嫒请老乡们到城边上的饭店里狠狠地撮一顿，一辆装沙石的大卡车停在工棚面前，袁媛招呼老乡们上车，杨树根对老总的这一安排充满了感激，觉得这不是吃饭，而是给他和乡亲们面子。袁媛让杨树根上了她的已经修好的白色“蓝鸟”。一大一小两辆车卷起尘土向饭店方向前进，坐在翻斗卡车里的老乡们激动得想唱歌，你捣我一拳，我搡你一掌，嘻嘻哈哈，全无旅途劳顿之态，他们甚至觉得幸福的日子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了。第一次坐小轿车的杨树根感到屁股下面相当柔软，类似于女人的身体，空调送出阵阵凉爽和着袁嫒身上香水的味道，他想要是能让梅花过上袁小姐这样的日子，她怎么会出走呢。不过他在工地上听本地民工说过，袁小姐名义上是王奎的总经理助理，实际上是王老板的姘头，袁媛本来是一所中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城市里吃了不少苦头，挣的钱远远不够买化妆品和肯德基，于是就被有钱的王奎诱骗到了他的床上。见杨树根不说话，袁嫒侧过青春洋溢的脸，说了一句，“杨师傅，刚到就想家里的老婆了？”杨树根说没有，袁媛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杨树根觉得这个女孩子像虫子—样钻进了他的心里，一切都看请了。
在郊外一个简陋而光线昏黄的小饭店里，两张桌子上堆满了鸡鱼蛋肉和啤酒，老乡们拘谨地站在墙边不敢入座，他们不像是来吃饭的，像是来做小偷的一样，心虚得很。直到袁媛客气地招呼他们落座，才如坐针毡地挨到板凳上，屋顶的电风扇声音很响地旋转出一些无济于事的热风，罗小顺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冒着热气和香味的桌上的肉碗，他毫不掩饰地咽着口水，并痛苦地克制着自己贪婪的食欲，嘴角不停地抽搐。老乡们从来都没有进过饭店，也没有见过这么多菜，袁媛招呼大家开吃，所有的人都举着筷子有些犹豫，杨树根接着说了一声，“大家多吃一点，吃饱好好给王老板和袁小姐卖命。”老乡们就像听到战场上拼刺刀的命令，接下来就是筷子和碗密集交响和碰撞的声音，不到抽一枝烟工夫，桌上酒肉就被风卷残云般地卷光了。袁媛看到这情景笑了起来，杨树根吃得很
少，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袁嫒说：“袁小姐，一路上实在太饿了。不过，我向你保证，这帮老少爷们干活是没得说的。”
酒肉的尾声部分，袁媛在罗小顺舔着盘子里残羹剩汤的姿势中宣布，杨树根任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油漆工程队队长，以后你们都得听杨队长指挥。这是王总决定的。杨树根脸上泛起了激动而油腻的光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重要任命他有些措手不及，他的手毫无必要地挠着自己混乱的头发，显然有点受宠若惊。在回来的路上，袁媛对杨树根说：“你的工资比他们多一百块钱。”
晚上十九个民工集体睡在毛竹、纤维板、油毡搭起来的临时工棚里，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铺上席子，这就是他们的家了。杨树根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