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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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躺在床上，睁开了双眼，感到面颊上的泪珠；他没有动，以免看守发现他醒了，那个看守不断从监视孔观察他。
庞大的、窒人的宁静充斥着牢房，这寂静散发出新生的、无法摆脱的、恼人的绝望之感。
他用舌尖轻轻触及那颗智齿，医生不让他拔掉那颗牙，因为他要在里面打上一个洞，装上一个盛有氰化钾结晶微粒的胶囊；毫无痛楚地死，把所有那些不可知的、不和协的情感和印象都与大脑分割开来，只有一种尖锐的、秋天的感觉，一种用盐水煮扁杏桃的气味、没有一点疼痛，不会再有那可怕的几步路，在大地上最后的几步，当他们带着他在走廊上走去，你就会祈求上帝，希盟这条路长而又长，长得没有尽头，使你能沿着它一直走下去，既然你面前是无限，为何不强迫它——动员自己那被撕成碎片的观念的全部力量“一把今天法庭上人们宣判的那一天那一刻变成事实？这些活着的人们宣读了判决而他们却可以在街上散步，打电话，上饭店，观赏盛开的雪绒花，往绿色的浴缸里放满水，安详地坐在马桶上、不必担心监视者的窥视，可是坐在对面长椅上的生命、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同类兄弟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对此没有丝毫的不安，这个世界是多么残酷无情，上帝，救救我吧，给我力量用火柴挑出牙上的金填料吧，只有我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是不可忍耐蚁可怕！不；应当等待！鼓足勇气并等待下去，那些浅头发、深蓝眼晴的小伙子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这将给我带来自由，我的脸上已经感到秋天的雨滴，胸中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等待！没有什么比等待更可怕，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美好，所以“等待”这个词是“希望”的近亲。他们当然不会处死病人！我可以病它一、二年，我就说，我的双腿瘫痪，它们已经不能把我带上断头台？！这不可能！有思想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无权这样冷酷无情，他们无权、无权、无权……
他忽然在极近极近的地方看到了元首那浅绿色，有点突出的眼睛，并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心中却感到了久已忘却的恐惧；只是在这监狱的牢房里他才得以摆脱经常性的恐惧这种压抑的感受，在法庭上，他觉得自己是个战士，他不再害怕叫喊，他这个帝国元帅常常想，希姆莱会对他，对他的妻子干些什么？他因此才成为元首喜欢的人。我的上帝！难道世界的动因不是理性，而是恐惧？仅仅是无关紧要的、骇人的，保温暖而潮湿的蛆一样吞蚀人的恐惧吗？
不，他对自己说，这不是恐惧？我从来不是胆小鬼！随他们给我安什么罪名好啦，只是不要说我怯懦……良心，我们都被良心和软心肠给毁了，这就是造成目前结局的根源！是我们自己在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之间划了界限，称他为元首！我们对自己说，需要树立个人形象，这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须知本来也可以树立施特拉塞或者罗姆！但为什么不树我？反而从希待勒身上捏造出一个名为元首的神话？我们无法超越自己是一个德国人的界限，无条件地崇拜位于顶峰的人。而当我明白，我们快要完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勇气向这个不幸的、患痉挛症的人揭开真相。我怕我的话会扯碎希特勒的心，我可怜他，因为他体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开端、共同的青春和纯法的思想。如果我不是这样慈善心肠并有勇气提醒他注意发生的事情，不怕触及到他的疼处也许一切都会变成另外的样子，
切，肯定是这样！
……但并非如此，戈林疲惫而绝望地反驳着自己，因为想到慈善心肠，他总是以“害怕”，“担心”这样的词为借口，它们正是从恐惧这个概念派生出来的，难道还是别的什么吗？
……戈林坐了起来，他十分害怕控制不住自己，他捧住头，在床上摇晃着身子，最后还是痛楚地哀号起来，这哀号与那拍林街头的一个老头儿的号嚎一模一样。那是1945年的4月17日，他从离干秋帝国的首都一百公里远的东方战线回来的时候，从这个老头的身边走过，他看到副官的眼色便装作没发现这个老头的样子，那老头儿一边嚎着，一面把充满激愤的绝望的脸仰向天空，一只眼球流了出来，充满绝望和鲜血……
第三十六章 施季里茨（十五）
起初施季里茨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强迫自己又重读了一遍报纸的第一版，是的，不可能搞错，三个主要纳粹战犯，——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亚马尔·沙赫特、副总理冯·巴本和戈培尔的助手，第三帝国的主要宣传喉舌纳乌曼都被开释，尽管苏联法官提出了异议。
这已表明一种趋势，施季里茨想到。它是这样令人不安、引人注目，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情报部门会接近我、因为他们需要我和我这样的人。因此他们劝那个为建立第三帝国的军队出钱的人，对那个把政权交给能够战胜德国共产主义的铁腕人物、伟大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人，乃至对那个第三帝国主要反共喉舌都宣告无罪。这三人表明一种反俄倾向，因为——不管谁喜欢不喜欢——俄国是共产主义的中心，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这三个人与希特勒亲密地提过头当他检阅军队和党卫队时一起和他站在检阅台上，如今，战争仅仅结束十七个月，他们就被认为是无罪的了。
政治是暗示的科学，就连傻瓜也明白这个道理：银行家、宣传家和高级政府官员呼吁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因而是可以利用的人，并且今后就不再是罪犯了。邓尼茨元帅作为阿道夫·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曾经接受元首移交的政权，也基于上述原因保全了性命。
军队和第三帝国政府也被宣告无罪，不把它们看作犯罪组织……这暗示什么呢？立场……
施季里茨拨了罗门的电话，问他“喂，怎么样？”
“你欢天喜地了吧？”后者冷笑着。“请到“佛罗里达”餐馆来，我们一块儿乐呵乐呵，我半小时就到……”
在“佛罗里达”餐馆他给施季里茨要了杯咖啡，询问业务进展如何，又问肯普在于什么，杰克博斯在哪儿，可对施季里茨的回答漫不经心，他四处张望着，似乎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然后突然问道：“布鲁恩，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怎么回答您的问题？是一本正经呢？逗逗乐？”
“罗门深深地吸了一口姻，沉重的目光直盯看施季里茨的脸，回答说：“能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您想一本正经——就严肃地谈一淡，如果想逗逗乐儿，就逗逗乐儿。只是别让我笑死过去。您知道我是多么爱笑的人……离开我您能干什么？”
“的确是这样，没有您我将一事无成。”
“只不过在您开始回答问题以前，我要帮帮您。那样您将明白我想从您那得什么。为此我要告诉您，当我落到你们手里的时候，是如何受到拷打的。”
“您要是落到我手里就好啦，我是不会拷打您的。一般说，我不拷打任何人。”
“因为信奉人道主义？”
“‘处身奴隶之中不可能成为自由人’，——有个家伙这么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的部门不是从事刑讯，我们的职责是思考。”
“但您不是与刽子手们分享自己的思想吗？”
“我个人力图不与他们分享我的全部思想，”施季里茨答道，不知为何苦笑了一下。
“好样的，”罗门说， “那好极啦。我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到那边谈谈，”
在汽车里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只是一枝接一枝地油烟。
他们走进位于马德里最古老市区的《安塔露西亚》餐馆，离少校广场不远56色的楼墙像西班牙各地一样，恍如置身于乌克兰；墙上用浅蓝色的瓷砖拼出地道的安塔露西亚语句“牙齿重于亲情，”“我们应当传给后人的，就是吃面包喝啤酒！”“喝酒得力气，喝水得风湿。”“谁唱得多，谁晚付钱’”
罗门要了啤酒；啤酒非常出色，在厚玻璃怀中完全像黑色的一样，散发出冷气和窖藏的气味。人不多，午饭时间已过；人们都回家去了，要一直睡到五点钟才会醒，六点或八点坐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结束一天的工作，反正公家只给一点微不足道的小钱，真正的钱得与有关的人联系才能挣到，在这儿或《西里西亚》，或是在德国人聚集的《埃尔餐馆》，或是在美国商人开始光顾的《里茨》酒店，这些人爱吃火烈鸟，看斗牛，捕鳟鱼，在这些场合就可以和他们接触，不能单指望国家能养活你，当然台不得花费功夫是不会有所得的。
罗门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后抽起烟来，在施季里茨面前晃动着火柴、一直到它熄灭，把它扔在大烟灰缸里，说道：“那么，我结您讲讲我的遭遇……他们抓住我的最初两天没有碰我……一个长着顽皮眼睛的高个子黑发男子与我进行了十分文明的谈话……他说，我现在已经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在空降时摔死了、沉到湖里去了、或者落到冶金厂冒烟的大烟囱里去了，因此，不要对战俘公约有任何指望。他知道，也许牢房中有人会认出我来，即使如此，也别指望瑞士红十字会的帮助，因为我不是在交战区跳伞，而是跳在平民区，就是说，我是间谍，而间谍是不被作为战俘看待的。‘我本来，’黑发男子补充说，‘是赞成将我们这类职业人员算作士兵的，我突然不得不在佛罗里达的某地跳伞，但是，唉，他们不考虑我的意见。’他最后说，如果我不说，他是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的。‘您来的任务是与某个人接头。我们想知道；和谁？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您可以不说您的任务，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联络人。’我回答说．即使我知道谁是联络人，我也不会说出来，并请处明白无误地了解我的意恩‘如果您处于我的地位，也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是吧？’黑发男人说，不应当把他这个忠于某种思想原则的人与一个美国间谍，一个从华尔衔的金融寡头那儿拿钱的人相比较。我回答说，我没有从华尔衔接受任何东西，我是一个忠于誓言的士兵。于是他就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与联络员接头的时间被无可挽回地错过，如果我搞拖延战术，那就只好怪我自己啦。我重复说，我不知道什么联络员，我对他们瞎编说，他们将在《凯撒霍夫》饭店找我。到此，这次审讯就结束了。过了七个小时以后，他们把我带到另一间牢房。那儿没有黑头发的男人，坐着一个矮小的、红头发、流看汗并显然是非常病态的人，他说，联络员已在《凯撒霍夫》抓到了，现在就让我们对质。他们把一个姑娘领进牢房，是个希腊女子，我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折磨她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叫喊。红头发的男人找来三个年轻的、喝醉酒的小伙子，命令他们坐在墙边整齐的长凳上；就开始审问姑娘，让她承认，是谁派她到《凯撒霍夫》去的，她要和谁在那儿接头。她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