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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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米之做成熟饭，并非中国婚姻的专美。
刚刚订婚，冷莎露就救了席勒一命。
席勒自小体弱多病。从斯图加特逃亡曼海姆之后，因为苦写剧本得了疟疾，始终没好利索。１７９０年初他连续发高烧达十几天，因为忘了带药高烧不退，从第七天开始说胡话，浑身无力，卧床不起。这是席勒第一次感到死神吹面而过的气息。幸运的是，他这时已拥有两位红颜护法，不再是江湖野鬼。冷家姊妹闻讯赶到，在两位全神贯注、目光如炬的美女面前，死神不得不退避三舍。不过，从这时开始，席勒一直病痛不断，始终活在死神的笼罩之下。
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冷莎露与席勒的结合，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冷家虽非豪门，却也是魏玛大公正式册封的贵族，而席勒虽然名扬江湖，按当时封建门阀排列，却是个地道的“平头老百姓”。平民之女伍碧丝要嫁歌德，都要借法军破城魏玛才能搞定，一介平民之子迎娶贵族女儿，从贵族统治阶级的方向看过来，当然更加属于“占便宜大发了”之列。虽然席勒留下的文字中没怎么涉及这段经历，但当时物议的沸腾，是可以想见的，他们面临的压力，大约也不会小于翁虹嫁给杨振宁。
可是，几乎在所有朋友的回忆文字中都是“娇柔可人，温婉娴静”形象的冷莎露，却“倚天一出，谁与争锋”，陡现了她的决断和刚强。
她毅然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封号，以平民之身嫁与席勒！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歌德从小就是冷家姊妹的梦中偶像，统治了她们的童年和少年，可她们到了青年却双双情定名气、地位和经济实力皆不如歌德的席勒？莫非文学青年不会算账？
冷莎露向我证明，文学青年特会算账！他们才不会见着当红文人就纳头便拜。他们只接受有思想深度的作家。
席勒的深度，就在于他始终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为德国人民自由民主而孜孜不倦呐喊一生的“我们的席勒”。
１７９０年２月２２日，冷莎露在威宁根耶拿（Ｗｅｎｉｇｅｎｊｅｎａ）的乡村教堂正式嫁给刚过而立之年的席勒，主婚人是神父施密德（Ｓｃｈｍｉｄｔ），姐姐冷佳琳和冷家姆妈在场。仪式之后，他们直接入住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单身筒子楼。
贵族封号今天看来当然可有可无。但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它却是生命之外第一重要的东东。就在今天，牛气冲天如弗格森先生者，也要在替曼联拿了无数冠军、行将退休之时，才能荣获英国女王赐封为爵士，让人家尊一声“Ｓｉｒ Ｆｕｇｅｒｓｏｎ”。知道这个，我们才能体会冷莎露的“为爱痴狂”。
以婚姻来看，冷莎露的付出没有回报，因为她的所有付出都变成了席勒的所得。席勒这样的文学巨匠，铁定逃不过“红颜劫”。但从妇联的角度看过来，席勒同志的表现（至少是现存史料中的表现）远胜于歌德。因为，他不仅一生只有这一个夫人，而且，他好像婚后基本就再未真正零距离接触过其她的红颜知己。
以“雁过留声，人过留痕”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冷莎露的付出回报巨大。
因为，虽然与席勒有过瓜葛的女人为数众多，可是在整个德国文学史上，只有一位“席勒夫人”。
与冷莎露结婚，不仅让席勒获得了自己平生的第一张写字台，而且让此前为写作自由而被迫在德意志大地颠沛流离的他，第一次获得了宁静的生活。婚后不久，在给克尔纳的信中他写道：“在心爱的女人身边生活，跟单身一人踽踽而行完全两样——哪怕已经是夏天。我现在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和身在大自然中的生活。我再次沉浸在诗意形象之中，我的胸中常常心血涌动。我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再过几年，我将完全生活在精神享受之中；是的，我希望再次回到青春时代；内心的诗意生活将把青春交还给我。”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席勒的婚姻幸福溢于言表，充斥着诸如：“我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呀”、“虽然并不充满激情，但近来的日子过得平静而明亮”之类的语言。冷佳琳记得很清楚，这个时期，当席勒完成一部作品之后走进家人中间，他是全世界脾气最好的人。
温暖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席勒变得平和宽容。中国老话中对女性有“旺夫命”一说。如果中学确实西传，则冷家姊妹显然是“双倍旺夫命”：席勒自从见到这对姊妹花美女开始，便一改前半生颠沛流离的飘泊，运气空前好起来。
正是因为有了冷家姊妹的殷勤看顾，年轻时对生活要求很低的席勒，也慢慢养成了一些特殊习惯：对穿衣变得很挑剔，书桌上东西必须按照他的习惯摆放。喜欢在屋里摆花，尤喜百合花，最喜欢紫色，最厌恶蜘蛛，等等。
与传说相反，写作时席勒从不喝葡萄酒和香槟，倒是经常喝咖啡。此外，席勒有个异于常人的怪癖：他在写作时喜欢闻烂苹果。作家有怪癖并不出奇，因为作家本来就不是正常人。出奇的是，这个怪癖居然被冷莎露接受，她经常亲手在席勒书桌里装上一抽屉烂苹果，让他始终笼罩在烂苹果的气味之中。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席勒不喜欢旅行。可能他觉得拥有冷家姊妹等于坐拥整个世界。反正他一辈子没走出过德意志。当时正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亚历山大·封·洪堡就找到赞助去了趟美洲，考察当地的动植物与风土人情，回国之后风头无二，一跃成为社会闻人。当然，席勒本人也确实从未主动争取过这些机会。曼海姆与德累斯顿的阴暗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与歌德相反，席勒还不太喜欢音乐，而他自己对此的说法匪夷所思，可发一噱：“大家都指责我对音乐不敏感，可我现在觉得，我不喜欢音乐，音乐本身也有错。”
在他之前，中国的猪八戒先生说过同样性质的话，却长期被讥为“倒打一钯”。
在爱的时候，席勒会在完全的信任之中开放自己，并将自己彻底交给爱人。这不是爱人的要求，而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需要。没有爱情的生命对于席勒来说就是荒凉的不毛之地，而缺乏温柔与高雅品仪的女人对他而言则像包着粗粝外壳的柔美海鲜一样难以下咽。席勒像柏拉图一样相信世界上有时光无法撼动的爱情，他跟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内心世界在女性的柔美面前一触即溃。
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席勒必写作。假如我们粗线条地端详席勒的生命，则如果抽去写作，他的生命中大概就只剩下冷家姊妹。这就是“大作家”的标杆。以写作为生命惟一意义的人不一定都能成为大作家，但大作家肯定以写作为生命的惟一意义。实际上，从才能来说，有潜力成为大作家的人比比皆是，问题是绝大多数人都有太多的票子、房子、帽子、儿子横陈胸中。当心里充满旁骛，我们在什么地方安放“写作”呢？
而席勒始终在写作。即使他完全沉醉于爱河的时候。
１７９０年９月，他的另一部史学名著《三十年战争史》出版，同时开始写作《华伦斯坦》。本来就很喜欢亚里士多德的席勒，经常在南德温润的夜晚把《荷马史诗》中《俄狄蒲斯》的段落直接从希腊原文口译给只属于他自己的美丽听众——冷家姊妹。
１７９１年，席勒去埃尔福特拜访达贝格，晚饭后突然发高烧。稍好之后他回到耶拿，但回来之后马上胸口剧痛。冷佳琳赶去耶拿照料他。当时在席勒病床前服侍起居的还有一个文学青年哈登贝格。这个哈登贝格后来以诺瓦利斯的笔名成为德国著名作家。经医生确诊，席勒得的是肺炎和胸膜炎。这两种病现在并非疑难病症，可在当时却无法治愈，席勒不得不于７月去卡尔斯巴德疗养。但是，他孱弱的身体，却再也无法摆脱这些病症的影响。
虽然第一次见面颇不成功，但冷家姊妹却一直利用她们的号召力积极撮合着席勒与歌德的会面。她们盼望席勒与歌德这两颗文学巨星有朝一日能擦出耀眼的闪电照亮宇宙。这一日在１７９４年来临。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０日，刚刚结束回乡旅行的席勒参加了耶拿自然研究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散会时偶然在门口遇见歌德。礼貌寒暄之后，他们开始讨论会上谈到的“原始植物”。这场谈话直接把歌德谈到了席勒家里，话题也转到了艺术和艺术理论。经此夜一战，两人终于发现彼此见解惊人相同，从此开始频繁交往，最后发展成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友谊。他们两人之间仅通信即达１０００封，被歌德自诩为“赠给德国、甚至是人类的一份厚礼。”
因为冷家姊妹的殷勤照料，两人很好发展为通家之好，歌德成月住在席勒家，而席勒在歌德家也一住就是几星期。１７９４年夏天，他在写给克尔纳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友谊：“我们俩相得益彰。从现在起我播撒的思考种子在歌德那里扎下了根。他现在觉得有必要与我联手行动，并与我共同走上他迄今为止孤独无援走过的路。我们的精神交流对我来说收获甚丰，我为此而欣喜莫名。”
两个文坛巨匠的神交，并非人人乐见。所以马上有好事者向席勒指出，如此与歌德交往，将有抑此扬彼的副作用。席勒的回答证明了他人格的伟大：“我开辟的道路让我走进了歌德的领地，这是确定无疑的；诚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能会失去点儿什么，可剩下的东西都是天生我才，他永远也达不到，所以他的优越不会损害我和我的作品。我想，这就叫各得其所。”
冷佳琳在回忆录中称歌德让席勒焕发了创作第二春。可从歌德的角度看过来，他的所得更大。从１７９５年开始，他们共同出版《时序三女神》——席勒的《人类审美教育书简》、历史论文《围困安特卫普》和美学名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均在此发表。１７９６到１８００年，他们共同出版《文艺年鉴》，席勒还与歌德合作讽刺短诗在《文艺年鉴》发表。这期间席勒继续写作《华伦斯坦》。这期间不愉快的事情只有一件：１７９６年９月７日，席勒的父亲去世。
就在１７９６年８月，席勒美梦成真：在外飘游了一段时间的冷佳琳回来了。在几经婚姻之后，她终于嫁给了从巴黎使馆回德的追求者沃威封，而后者在魏玛大公那里找到了工作。所以，冷佳琳正大光明地跟着丈夫回到了魏玛，回到了席勒身边。对此，冷佳琳写道：“我们少女时期的诗意梦想终于实现了，美丽的生命活色生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此之后，席勒又可以经常看到两姊妹像穿花蝴蝶一样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身边，飘来飘去了。
冷家姊妹这期间的贡献，是促进了席勒与歌德的友谊突飞猛进。他们此时的交往不仅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交流，而且也成为双方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歌德非常投入地干预席勒的一切事务，同时还不忘时时与爱好建筑的沃威封讨论建筑史。擅长绘画的歌德曾在席勒家为冷莎露专门作过一幅月下景色画，影响得席勒也开始拿起画笔。
他们的这些精神交流的成果，是人类史上不朽的作品：席勒的《华伦斯坦》和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