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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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走后，我赶紧跑回来掀开大缸，立刻傻了，孩子早就闷死在缸里啦！
房子让鬼子烧了，我只好领着二儿子住破庙。为了活命，我弄了一条小船，上山割些条子，往依兰卖。条子不好卖，我就给人打零工。过今天少明天的日子太难了，我就回了老家。这时，我老家全被日本开拓团占了，我就给开拓团打零工。有时候，我还给开拓团摆渡，从依兰往回运大米、白面，一天挣两角钱。我还给开拓团打过苫房草，两分钱一捆，我拼命干，一天能打２００捆。我还给他们盖过房子，盖一间房挣１０元钱。噢，你问我住哪啊，住地窨子啊！我在一号开拓团附近盖了个地窨子，冬天死冷，夏天死闷，凑合着住。哪里想到，我的二儿子，却死在这里。
一天中午，有一队日本兵从这里经过，占了我的地窨子休息。歇就歇吧，谁敢不让啊？不想，我又倒霉啦——那个站在地窨子上站岗的日本兵来回走，走来走去，把地窨子上的一根木头蹬下来，一下砸在我二儿子的头上！
当时，我二儿子正在院里玩呢！
我抱起儿子，儿子头上嘴里都在流血，一句话都没说。我一看，脑门子都砸塌啦！
噢，你问我恨不恨日本人，那还用说，我恨不能把那一队鬼子全杀啦！
噢，你问我咋还养个日本孩子啊？
这——这是两回事呀！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这里开拓团的成年男人都没了，净剩些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叫大谷的人领了一群妇女和孩子。大谷有个孩子叫开水烫伤了，大谷怕他活不了，要送给中国人。我看这孩子太可怜，就收下了。我当时也想过，我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日本人之手，我的敌人就是日本人。可我又想，是日本政府、日本关东军害了我的儿子，不是日本孩子。日本侵略者有罪，孩子无罪。
这孩子叫胡延增，跟我挺近的，从不跟我分心眼。当时我也想过，我把他抚养大，老了也有个依靠。噢，你问我为啥放他回日本呢？人家是日本人，人家的家在日本，咱哪能扯人家的后腿啊？哦，我没事儿。我一个孤老头子好办，你看，我这不活得好好的么？
对喽，我还忘了告诉你啦，我的日本儿子挺孝顺的，那年我让他回国他不回，我硬把他撵走的。我想，他不回去是挂着我。可他心里肯定想回去，我哪能光顾自己呢？
噢，你问我跟日本儿子的感情啊，挺好的呀。哦你问我跟儿子有没有联系啊，有哇有哇，他总给我挂电话，我不让他挂，多费钱啊。这不，１９８９年，我还到日本看过他一回呢。
五跟孩子记什么仇？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我来到了依兰县沙河子村。这里原先是日本人开的码头，现在叫沙河子港务局。现在的港口很小，只有几个陈旧的二层小楼，我估计，整个港口的工作人员，大概不超过二十个人吧？码头小而破旧，虽然不是出于日本人之手，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建筑，其状可想而知。看得出，这里只有零星的货运业务。
当年，这里却是一个“繁华”的码头。大量的中国木材、煤炭等资源，就是从这里装船，顺松花江而下，经铁路，成为关东军给养，或辗转驶入大海，运抵远隔大洋的岛国。同时，它还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的“军需码头”。同行的日本遗孤范姝瑶告诉我，这个码头挺重要，因为，它离褡裢河煤矿很近，才２５华里。
对于日本孤儿范姝瑶来说，这里，离她“起死回生”不远，也离她“再次被弃”很近。
一个仇结，一个爱结，几乎同时系在范姝瑶的身上。
１９４５年８月，范姝瑶出生１０２天，就被她的生母遗弃在褡裢河的路边。对于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除了感受阳光、温度，除了吃喝睡，大概什么都不懂。因此，当她的生母把她用一个和服横带子包好，轻轻放在路边时，她甚至都没哭一下。她刚刚睡完觉，不困。她刚刚吃过奶。不饿。当阳光暖融融地抚摸着她的脸，当生母的眼泪滴在她的脸上，她竟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
她怎么会想到，一场人世间最残酷的生离死别“拈阄”一样抓住了她？
她怎么会想到，一个刚刚过百天的孩子，却遭到生身母亲的遗弃？
还好，她快乐着呢！
当马车铃铛哗啦啦地摇过来，她还以为母亲摇着玩具逗她玩呢！
当一个中国男人轻轻抱起她，她感到有点眼生，可那个男人一笑，她也笑了。许多年之后，当养母张福清讲述这个细节，她说：“善良人的笑，都差不多吧？”
此后，她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她悄悄换了个妈妈，不知道那个救这个日本女婴的人，乐呵呵地把她抱回来才三天，就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这位救起日本婴儿的男人叫张富平，以养马车干零活谋生。
当他把婴儿送回来，除了媳妇张福清外，家里人都劝他“别养这个狼崽子”。他不听。媳妇也不听。张福清向着丈夫：“你说得对，日本鬼子是日本鬼子，孩子是孩子。孩子有什么错啊？”
张福清还说：“有账跟日本鬼子算，跟孩子记什么仇啊？”
家里人一生气：“没人管你的破事儿，看看你们两口子，一个鼻孔出气！”
张福清心想，不管就不管吧，压根也没指望别人管啊。
丈夫说：“正好你也没开怀（东北方言，指没生孩子），咱就当亲女儿拉扯吧！”
妻子笑着顶他一句：“这还用你说，我还能拿自己当后娘啊？”
两口子突然得个宝贝，乐得不行。睡觉时，把孩子放在中间，你啪地亲一下，我也啪地亲一下。丈夫亲得太响，妻子不让了：“瞧你，轻点呀，别吓着我女儿！”
丈夫调皮地说：“这下你可上当了，我哪里敢实实惠惠的亲呀，我呀，离女儿的脸蛋儿大老远呢！”
那天早上，丈夫已经出了院子了，突然想起什么事儿来，立刻回来，亲亲女儿脸蛋儿，才跳上马车，“驾！”地一声喊，马铃铛晃啷晃啷欢快地叫着，走了。
可是，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离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书只有三天，沙河子码头乱成一片。人挤人，人推人，人骂人。一艘客轮还没靠岸，岸上的人拼命地往前抢，争着上船。船满员了，一个宪兵把一个刚扒上船舷的抱孩子妇女打下去，随即，“扑通”一声，撤掉了踏板。眼见那个女人在水中挣扎，不知是体力不支还是不会水，渐渐下沉。有人扔过去一个救生圈，晚了，女人的手在水中伸几下，没影了……
沙河子码头从未这样乱过。以往，日本人用刺刀逼迫中国劳工拼命往船上搬东西，除了少数日本监工，这里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此时，却是清一色的日本人。他们像一群被捣巢的蚂蚁，乱哄哄地聚集于此，争着逃命。此时，船，就是他们的饥饿之时的“面包”。
客船没了，货船也拉人。贪婪的日本兵，觉得货船更好。货船还能装上“大件”东西呢！除了成箱的中国宝贝，还能装上旅途用品呢。“你看，”一个“猪肚子脸”日本宪兵指着前边哈哈哈笑一阵，“那家伙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他们的视线中，张富平的马车迎面走来。
张富平不干。这挂马车，拴着他一家人的命啊！马没了，他们怎么活啊！千般好话。万般祈求。“猪肚子脸”笑一下，说：“借我们用用，下午来取吧。”
张富平不走。
“猪肚子脸”咔地抽出战刀，满面狰狞：“滚！下午的来，马车的给你！”
张富平没走远，眼巴巴地瞅着他们使用他的马车，往码头运东西。鞭子啪啪地抽他的马，每一下，都如同抽在他的身上。
张富平哪里知道，他的马干完活后，早就被日本宾兵宰杀，除了午饭外，把马肉装在逃亡的船上……
午后，张富平再来要马。“猪肚子脸”歪着脖瞅他一会儿，嘿嘿嘿狞笑几声，朝身后一挥手，叽里哇啦的怪叫，呼啦啦围上来七八个日本宪兵……
张富平和吴国付倒背着被捆了手脚，用八号铁丝死死拧紧，吊在高高的拉锯架子上，大头朝下。“猪肚子脸”嗷嗷叫着举起战刀，抡开膀子，“扑”地一声，血雾飞溅，张富平的人头滚落在地……
同伴吴国付，被另一个宪兵砍了。
１９５７年，范姝瑶还是个１２岁的孩子，从依兰县坐火船，跟妈妈和叔叔曾来过这里。当时的码头建筑跟现在没多大变化，但周围的附属物还是变化不小。
当年的小饭馆没了，那个电锯房、工棚子都没了。还有当时老大一块草甸子，被公路和田地分割得所剩无几。
早上，妈妈领她吃口早点，小姝瑶还没吃完呢，叔叔催她道：“走吧，把那个包子拿上。”饭馆前边老大老大一片荒草甸子，净是水，不时有一只鸟儿叽溜溜叫着飞出来，蒲棒们在风中摇摇晃晃。小姝瑶的眼睛还在鸟儿的翅膀上呆着呢，“扑通”一声，陷在泥水里，水没膝盖，衣裳都湿了。
走到一片荒草甸子，叔叔指着一个满是蒿草的土堆说：“就是这里。”
妈妈扯过小姝瑶的手，对她说：“磕头。”
小姝瑶二话不说，跪下就磕头。
磕完头，妈妈擦干了眼泪，说：“挖吧。”
叔叔挖了半天，挖到一个板子。叔叔把板子拿开，露出一个人骨架。１２年了，一个人只剩下一个骨架子。可日本人当年歹毒的样子，却真实地记载着。骨架上捆着一圈圈“八号线”。小姝瑶忍不住问：“妈妈，那是谁呀？”
妈妈看看她，没吱声。
叔叔也看看她，没吱声。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我们又来到这里。当年的大草甸子没了。只有江边蟒蛇一样的土路和一片黑土地之间，夹一块几米宽的荒芜带。范姝瑶同她的爱人王文元不断地往那里指指点点。我知道，她在找当年磕头的那个土堆。４７年过去了，地方不会改变，可地貌却今非昔比。趁这工夫，我观察起脚下的泥土来。看得出，这是一块豆地。齐刷刷的豆茬子还在。豆茬粗硕，我好像看见豆子茁壮高挺的身躯，摇着串串豆荚，哗啦啦响，如风铃。垄沟里的豆叶还在。令我惊讶的是，我从未见过这样黑的泥土哇，墨染一样。我抓一把泥土闻闻，有股淡淡的香味儿。我握紧拳头攥攥，颗粒状的土质柔软而酥松。虽然是初冬，天冷了，颗粒“沙沙”响，但我仍能感受到土质非同一般的肥腴。我举目远眺，滔滔的松花江仿佛出现挂着太阳旗的货船，一根根对搂粗的木头、一堆堆乌亮亮的原煤、一袋袋黄灿灿的大豆，在一排排刺刀的威慑下，装上船，运往大洋彼岸……
这时，范姝瑶指着一片蒿草丛生的地方说：“就这儿。我父亲当年就埋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同过去。
那个悲惨的故事刚刚开头，范姝瑶就泪雨涟涟——
除了对第一个养父的怀念，她最难忘怀的是她的妈妈。父亲死后，父亲的家人翻脸了，异口同声说“这个日本崽子‘方’死了张富平！”
妈妈除了以泪洗面，还能说什么呢？
丈夫没了，她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再让她失去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