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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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便跨上一辆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再换一辆车，再从起点到终点。我发现，冰雪融化后的乌市其实与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令人大失所望。我开始怀念大雪中的乌市。我们三个人笑呵呵地走在铺满积雪的大街上漫步，鼻头冻得通红，积雪的反光让我们泪流不止。我初来乍到，穿着康赛的外套满大街找工作。康赛身无分文，我倾囊而出，支助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前往《漠风》杂志社。还有陶乐，我们在那里开荒写作，种地喂鸡。还有康赛的树林，生长诗歌的树林，还有……阿原一去不回，康赛死去活来。
我想不下去了，我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促销的把戏，人们穿着轻便而花哨的软底鞋，只为忙碌的身影更加行云流水，疾步如飞。小孩子架上了眼镜，一副为了明天忧心忡忡的样子。老人们拿着花花绿绿的彩票，在街边逡巡着，眼巴巴地期待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通往内蒙的火车就要开了。我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打量这个地方，我想我今生再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生命如此短暂，要走的地方又是那么多，我不可能在路上重重复复，寻寻觅觅。我只能一直不停地走，走，绝不回头。
我收回目光，望着搁在膝上的双手。我的双手已不再柔软，到处是棉花秆留下的划伤和茧块。在西部摘棉花的大军里，就是这双手，像上下翻飞的蝴蝶，为我挣回了足够游历内蒙古的旅费。
我依然坐硬座，一个摘棉花的朋友告诉我，坐火车是练瑜伽的最好机会。我盘起双腿，双手放在膝上，闭上眼睛，开始调整呼吸。我准备学习瑜伽，因为我这辈子将在火车上度过许多时光，所以，我决定让自己去喜欢瑜伽。
到了呼市，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找了那个肤色黑黑的歌唱家诗人。他真的蜷居在他朋友的地下室里，我撩开门帘，他一跃而起，说我们正在等你呢，我们明天就出发。
他们要去某个偏远的地方看望一个朋友。他们的朋友是那里的一名老师，从内地主动要求过来支教的，他已经来了一年多了。
越往草原深处，景色越是美轮美奂。蓝天白云像刚刚洗过一般明亮耀眼，绿色的草原一望无际。人们衣着鲜艳，悠然自得，太阳升起老高才从帐篷里爬出来，在太阳底下劳动，喝酒，跳舞。据说，等这个季节结束时，他们就会收起帐篷，赶着牛羊，追随着太阳到另一个地方去。
他们见面时，隔着老远，就怪叫着奔跑起来，三个人结结实实地抱在一起。他们笑啊，叫啊，然后就哭了起来，主要是那个支教的老师在哭，他说他想回去，他想念他的女朋友，想念家人，可他又舍不得这些孩子。他说这些孩子需要他，他教他们认字，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和他们一起放牧，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走了，他们刚刚开始的课程就得中断，他们很快就会把他教的字忘光的，他一年多的工作也就白做了。
我脱口而出，我来接替你怎么样？
尽管他们都不赞成，但我已在突然之间下定了决心。我总是这样，突然之间，就决定了一些重大的事情。
我有摘棉花攒起来的一笔旅费，所以我不怕没有工资。我在陶乐都可以生活得悠然自得，所以我不怕艰难困苦。我越来越渴望能以这种方式行走在大地上，而不是呆在一种秩序中，直到老死。所以我不怕流动迁徙。我有很要好的朋友，虽然他们都不在我身边。但我会给他们写信，所以我不怕孤独。
最后，他们发现实在无法阻拦我，只好留下一些东西，依依不舍地走了。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走的，他们把旅行包、衣服、毛巾、书籍、刀具、钞票、打火机、口香糖，甚至钥匙串都留了下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喊，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写信！
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无法写信，没有哪个邮递员可以找到我们的地址，就算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我们又搬家了。
我满怀信心地接替了那个只有五个学生的小学教师工作。我教他们说汉话，写汉字，他们教我骑马，吃糌粑。我很快学会了很长时间不洗头不洗澡，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大声说粗话。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尽管他们仍然望着我直摆头。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庇护所，也为了免遭体力过剩的男人的侵袭，我围着早雷巴根大叔跑来跑去，一脸真诚地喊他爸爸。直喊得他热泪长流，恨不得把我含到嘴里。他咕噜了半天，也叫不出小西这个名字，他索性大手一挥，说干脆，你就叫塔娜吧。
我在早雷巴根“爸爸”家的帐篷里过了很久很久。具体有多久，我已经弄不清了。我渐渐没了时间观念，我只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又落下去了，草原发黄了，枯了，草原又返青了，活了。我的“爸爸”对我说，塔娜，你还是回去吧，你再不回去你家人都认不得你了。过了几天又对我说，塔娜，你还是别回去了，你走了我们会难过的。
有一天，一个汉人开着车经过这里。他坐在车上，摁着喇叭大声问，请问，你们这里有一个叫小西的姑娘吗？我正在一只桶里搅着奶粑，脱口而出，没有！话音刚落，我手中的搅棒啪地一声掉了下来。
天哪，那个人是谁啊！那个戴着墨镜和牛仔帽的家伙是谁啊！我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向阿原跑去。
阿原看上去老了许多，也晒黑了许多。他使劲地抱住我，不停地拍打我，他说小西，你这个死丫头，我到处找你，疯了一样到处找你。幸亏我后来回了一趟老家，我去找了康赛，又去找了内蒙古大学的那个人，才知道你原来躲在这里。
康赛他好吗？他在税务局工作得如何？他还在写诗吗？一见面，我就恢复成以前的语调。
阿原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笑，看了看我，接着又笑。
我急了，使劲捶着他，要他快点告诉我。
至于康赛到底过得怎么样的问题，他装模作样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许你得自己去看看，然后自己去评判。对了，我来找你是要告诉你，你妈妈收到一封信，是出版社寄给你的。我想拆开看看，你妈妈死活不让，她说，我都不能拆她的信，何况是你！她要你一定回去一趟，回去看你的那封信，免得误事儿。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的《来去如风》！我给出版社留的联系地址！天哪，他们一定是先寄到棉花地，查无此人后又改寄到老妈那里的。我竟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我急于看到出版社的信，当即就向早雷巴根“爸爸”辞行，和阿原一起向草原外冲去。
在路上，我问阿原，你过得好吗？
他回过头来，眯着眼睛看我，久久不说一句话，末了，他说，你认为呢？
我一笑，紧紧依偎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四天后，我终于回到家里，回到老妈身边。老妈拿出那封压得平平整整的信，慎重地交到我手里。她真是我的好老妈，自从那年她偷偷拆开我的信件遭到我的绝食抗议后，她就再也不敢动我的任何东西了。
并不见得完全是好消息。出版社认为文笔很美，也指出了作品里的很多可贵之处，然后就提了一大堆意见。最后建议，能否干脆把它改写成一个纪实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建议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虽然结局不如预期的好，但毕竟有人认真地看过它，并且肯定了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并不太沮丧。
老妈照例在一旁故作精明地观察着我。她突然对我说，你不用撒谎了，我知道你根本没在报社上班，其实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真实地址就行，免得我有事跟你联系不上。
我一脸惭愧地看着她，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心里却在想，老妈，我怎么可能什么事都告诉你真相呢？
然后我就去找康赛。税务局大楼是小城最为醒目的大楼。康赛在四楼。
看到康赛的第一眼，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长胖了，整整齐齐的制服上面，白净的小脸看上去憨憨的。我大喊一声：康赛！他猛地抬起头来，一见是我，他的脸居然红了。
他快步走了出来，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说：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出来了，他的声音都高兴得有点颤抖。
我一把掀掉康赛头上的帽子，说你把头发剪短了？可我还是觉得你留长发更好看。
他又一次窘得满脸通红，赶紧抢过帽子戴在头上，竖起手指嘘了一声，还向左右看了看，顺便向一个正从他身边路过的制服笑了一下。我不满地说，你干吗呀，鬼鬼祟祟的。话音刚落，就看见有些脑袋向这边探过来。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
他把我朝走廊外推，指着外面一家小店，轻声说，你先在那里等我一会，我还有一刻钟就下班了，我一下班就过来找你。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道，千万别乱走，就在那儿等我，啊。
十二点整，透过巨大的玻璃大门，我看见税务局的人依次走向考勤机，他们在那里排队打卡，然后鱼贯而出。康赛也走在队伍里面，他走在他们中间，走得不紧不慢，中规中矩。很奇怪，以前他穿牛仔裤的时候，走起路来总是轻飘飘的，就像走在棉花上。不知是不是穿了制服的原因，我觉得他的步态突然变了，变得有点拖泥带水了。
他来到小店，四下看了看，突然一把摘下帽子，放在桌上，笑嘻嘻地望着我。
我却觉得有点别扭，我说康赛，你变了，和陶乐时的康赛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他垂下眼皮，难为情地笑了一下。
讲讲你的生活，你回来以后，一切都还好吧？看得出来，你过得很好，比在陶乐时胖了，气色也好多了。
陶乐！康赛的表情顿时变得悠远起来，他轻轻呼出一口气，陶乐！
我说我后来给你写过好多信，可你一封也没回。
那些信都被我母亲扣住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有点明白了。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妈，她远远不如康赛的妈妈厉害，她绝对没有跑到新疆去我把押回来的魄力。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讲，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我点点头说，我知道她，我已经领教过她的厉害了。
小西，如果她曾经有对你不起的地方，请你不要记恨她，她现在再也不能去抓我了，她的一条腿已经残了，是因我而残的。
康赛慢慢向我讲起了他被母亲抓回来以后的事情。
他回来后，第二天就被母亲押到税务局报到去了。他被安排到缴税大厅上班。简单的岗前培训过后，他就正式上岗了。三尺柜台，几本票据，他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数钱、开票。他说，你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外面有人排着队等你，里面有头儿盯着你，有时，你想上厕所都找不到机会。
没过几天，康赛就出事了。傍晚扎账的时候，康赛的柜台短款八百元。头儿来帮他查账，一连查了三天，也没有结果。头儿说，实在查不出来，就按制度办事吧。所谓按制度办事，就是责任人自动补上短款。康赛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补上短款，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贪污行为，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赔款。
不同意也没办法，谁也拧不过制度。局里决定，每月从他工资里扣掉二百元，分四个月还清。为了表示抗议，康赛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