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2-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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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他所谓的“水箱”不好，自称前列腺发炎，都是在转移目标，着意掩饰。显然他不愿张扬自身的问题，可能有所顾忌，同时心存侥幸。如果其病情为人所知，别说再谋重任，恐怕市长都不好当了。他看来还不想放弃。他的情况无疑宋宜健知道一点，如此事项他可以什么人都不说，却不能不跟书记有所交代。宋宜健生前跟他最后一次交谈是在本市国庆晚会上，当时宋宜健说市长的身体也不错，别总操心水箱，显然是在为他打气。时朱一凡即将踏上杭州之旅。杭州那儿有很多同学朋友能为他悄悄提供帮助，杭州那家著名医院换肝手术远近驰名，成功率很高，有患者术后近十年依然健在，朱一凡显然把希望寄托在那里。
但是他没能及时躺上那张手术台。宋宜健意外身亡，朱一凡不顾妻子死啊活啊之哭诉，只能调头往回，打道回府。他为什么不向上级正式报告自己身患绝症以谋求脱身，不再为政务劳心费神，赶紧求治保命？显然他心有不甘。他不甘心什么呢？人们都以为他是想抓住天赐之机，创造政绩以接掌大权，当第一把手。现在看来错了，他的心思只在那条河上。这个心思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能从他签字把某一家重污企业拉住那时就有了。宋宜健早让他“心理负担不要那么重”，他却总为那个姓朱的怪胎无法释怀，时时处处为水而敏感，如他自己所称，叫“阴影森森”。也许他所患绝症与所喝的自来水受到污染不够纯净无关，却与其心里的重负和阴影相连莫大。
他跟命运打了个赌，抓住机遇把他认为应当做的大事做完，赌注是自己的生命。他终于如愿以偿炸毁了那十数条排污管，但是时不他待。所有手术都有其最佳时间，一旦延误，开一刀可能就是一种对患者最后的血淋淋的慰问。朱一凡曾经描述过他百般想念的所谓“天堂女友”：圆眼窝，塌鼻子，宽嘴巴，两排大牙，白净、骨感，长有黑翅膀，等等。原来他心里有数得很，这根本不是他早年认识的哪个美丽可人的杭州姑娘，这是骷髅，死神。
朱一凡于术后第三天病逝于杭州。
原刊责编 张启智
【作者简介】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1953年生于福建省漳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69年上山下当知青，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设区市机关部门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林老板的枪》等一百余万字。现在福建省文联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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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匆匆
阿 成
从我客居的海岛出发，是清晨5点30分。飞机从海岛上的凤凰机场起飞时间是6点50，从我的住处到机场需要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估计的。头一天晚上我便订好了出租车。就是说，我把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尽管我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但女人并没有提前起来给我准备吃的。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的女人总是说，“折腾啥呀？来得及，到时候我叫你。”
女人的话可信么？
因此，我早就醒了。其实，我也并不信任我自己，更不相信出租车司机的承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绝对不是什么黑色幽默——有人说我喜欢幽默，这才是冤我呢。其实，我心里的那张脸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还有，即便是早晨起飞的飞机，只要航程在一小时之内，肯定是不提供早餐的，特别是南航，通常是给你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和一杯甜叽叽的可乐，就完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而我却是一个一天三顿饭一顿也不能少的人，这是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民以食为天”嘛。
所以，我在离“家”之前，喝不上豆浆不要紧，但一定得吃点东西。
头一天晚上订的那辆出租车，讲好了是早晨五点半到，它就在我客居的那个小区的大门口等我。所以，我告诉女人早晨五点起来给我做一点儿面条，这事儿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四点半之前我就醒了，中间不断地打开那个商场赠送的小手电筒看时间。到了五点钟，我终于挺不住，起来了，像入室行窃的盗贼一样，轻手轻脚地先去烧水。
简单的行李头一天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即，是我不相信自己而养成的一个习惯。过去的那些年，我经常丢三落四的，不坐上腾空而起的飞机，或者轰轰起动的火车，就想不起来忘记带了什么东西。有了这样令人羞愧的教训以后，凡事我都一定事先作好准备。
海岛的气温是零上30度——此地四季常夏嘛。而我要去的北京，温度却在零下十几度。一反一正，四十多度的温差，这样我才自嘲地将羽绒服也塞进了旅行袋里。
面条好了，面条就咸菜，我简单地吃了一点，这毕竟是一顿饭哪。这时候，女人起来了，我没有理她，拎起行李袋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外面还黑着。对面的大院里有几个人正在打扫昨天那个露天酒席的残局，前两天这里死了人，丧户家大摆了三天酒席。这个地方的风习就是这样，热热闹闹，呜呼哀哉，大吃大喝，吊者大悦。多么迷人的民风啊。
我在与出租车司机约定好的地点等着，感觉像一个有内急的哨兵在等待换岗。
还差一分钟就到我们约定的时间了，但那辆出租车还没有来。于是，我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这里向大门外走去。这时候，女人也跟着出来了，我仍然没有理她，我认为她没有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普天下的女人只希望丈夫履行丈夫的职责，而不是她们要履行对丈夫的什么职责。
她在后面喊着，别忘了买点副食回来……
她这一句把我都气笑了。
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我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停在交叉路口那儿。司机正在里面打瞌睡。
我走过去敲敲车窗玻璃问他，到凤凰机场多少钱？
他说：40元。
我戏剧般地尖叫起来，说，我昨天跟那个出租车定的是30元，我这是着急，不着急我就等那个车了，师傅。
其实，他就是说50元我也得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说，30就30，上车吧。
在出租车上，他问我，你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定的是几点？
我说，我定的几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来。
他说，不能啊，一般说好了的事，都能来，如果不来也会事先给你打个电话的。
我说，那是雷锋、麦贤德、焦裕禄、孔繁森，还有您。
司机说，那倒不至于，至少应当讲信誉。
…………
到凤凰机场的时间并不早，办完手续，过了安检，就直接从登机口上飞机了。一环扣一环，没有丝毫的空余时间，我是不是忘了我是谁了。
飞机起飞不久，果然不出我所料，机上的空姐煞有介事地给每个旅客发了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再就没有什么了。我撕开小塑料袋，嘎嘣嘎嘣，没几口就把它吃光了，剩一个挺漂亮的小空袋。
我买的机票是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然后，再从那里飞往北京。这样，在广州白云机场就要逗留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于事先吃过面条，所以，心里并不慌张。踏踏实实地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冲着天花板翻白眼，心想，耐心地等着吧。人生不就是这种样子吗？
转机非常顺利。
从广州到北京，大约需要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不过，脑子里有一半的内容却是有关飞机可能失事的预想，飞机怎么栽下去，落到大海里，还是落到森林里，或者雪山上，但是，转念一想，一旦飞机失事，人啥也不知道了，无所谓，挺着吧，前途未卜，人生未卜嘛。
飞机终于降落在首都机场。刚一出机舱门，冷风立刻扑面而来，便迅速地掏出羽绒服穿上。北京和海岛没法比，温差虽然不巨大，但明显地感觉到北京还是挺冷的，像被人从热气腾腾桑拿室里推出来，光着身子站在飘雪的大街上一样，一下子就冷到五脏六腑里去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心里还叨咕，妈了个巴子的，这还叫抗冻的东北人么……
在海岛上，我已经事先通过电话和小高联系过了，他到机场来接我。记得，当时我让他接我的时候，感觉他似乎有一点儿吞吞吐吐的。我心想，我还能坐大巴到你那里去吗？是你请我，不是我不请自来。他立刻在电话那头痛快地说，没问题，我到机场去接你。
第一次和他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小高就说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并举了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小例子。可是，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这回事。是啊，我这一生究竟跟多少人合作过？又有多少人跟我合作过呀？我这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难道就是跟别人合作的一生吗？这太令人沮丧了，我自己还有独立的人格吗？
在这件即将联手合作的事情中间，事先还插进一个叫肖鹏的人，他是作为这件事的牵线人，中间人及双方的朋友，已经早我两天到北京了。
肖鹏和小高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在一起跌、打、滚、爬，打拼过，喝醉过，联手奋斗过，相互策应过，一块儿失败过、成功过，幸福地分过钱，并将这种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一晃，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个肖鹏，没事的时候常给我甩一个电话过来，闲聊几句，向我索要新出的书什么的，是挺讲情义的一个人，而且对脆弱的文人有一种很到位的理解。他也爱好文学，心血来潮的时候也写点儿什么，杂文、诗，或批判，或抒情，完了就完了，也不苛求发表。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讲究实际的人。这些年来，他成熟了。当然，一个人的成熟也是一件可悲的事。可这就是人生啊，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肖鹏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这件即将合作的事就是他给我打的电话，说，小高让他推荐一个人，他就推荐了我。这次，他和小高约好一块儿到首都机场来接我。
我这次到北京的任务，是着手策划一部100集的电视剧，分三部走，每一部30集，是军事题材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知道，感觉对方没有同我正式合作并签订合同之前，也不想让我知道。这我理解，就是保密呗。小高说，由我来接任这部电视剧的总策划，并组织几个编剧来编这个剧。我首先推荐了黄葵。小高听了之后，似乎还有点不大认可的意思，他说他没听说过这个人，能行吗？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推荐。我想我也应当有点个性，我什么都不坚持叫什么总策划。小高面对我斩钉截铁的态度，也只好表示先同意。不过，内在的潜台词是，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黄葵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打小就在一起混，说深了、浅了都没问题，打过了，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