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1期-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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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象征，在今天“第三世界”的文化视野中，或许显得一厢情愿，但却极其鲜明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想像。
如果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出了“京城”里“大院子弟们”青春期特有的“阳光灿烂”，《英格力士》则写出了身居偏远“外地”的知识分子后代们的压抑和渴求。相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内部参考资料”的“红色贵族”们，“我”的渴盼显得那么简单、正统——竟是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但却更贴近那个时代广大平民的处境和心态，从而引起更普遍的共鸣。在艺术上，《动物凶猛》更加元气淋漓，而这部小说气韵稍嫌不足，结构上也颇多枝蔓。看得出，作为“非职业”的小说作家，作者在技术上还不够全面圆熟。不过，“业余性”却成就了这部作品最大的优点：经验真切，纯朴感人。独到的意蕴与气质，使之堪称一部力作。
《英格力士》是王刚在创作了《甲方乙方》等流行影视剧之后的“回头之作”，他有意地避开影视剧的影响，力图创作一部“纯正”的小说。这样的努力已经被小说实践所证明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多年影视剧创作对作者影响，比如，小说在场面描写上具有清晰的画面感，结构安排上的“小节”也能看出分镜头剧本的影子。总的来说，对影视创作技法有意无意的借鉴使小说具有了新鲜的表达方法，至少未造成大的伤害。
对照之下，《中国式离婚》更显出典型的“影视同期书”特征。作品抓住了中年情感中的热点问题，折射出了当下都市男女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一些新变化，这是它作为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但作为小说，其独特艺术性却深受侵蚀。以“小说的艺术”论，《中国式的离婚》的主题过于“大众化”，情节安排上也完全按照长篇电视剧的“套路”，故事拖沓，细节繁琐，有的情节过于巧合，转换与衔接也显突兀，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明显看出由电视剧改编成小说的痕迹。
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出，问题不在于影视创作对小说有无影响，而在于作者能否将这种影响的有益因素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中，以及是否将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予以尊重。
中短篇小说中，范小青的《科长》（短篇）写的是几个人物对科长职位患得患失的故事。题材虽不新鲜，但絮语式的风格使小说具有一种细致的魅力，在娓娓道来中描绘出了人情世态。其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了一般小说的叙事常规，开头是两千字左右的议论，从议论转入故事的描写后，先是围绕着退休的科长贵和生展开，在不知不觉中又将笔墨集中于现任科长老阎，故事的最后，笔锋一转，却以原先的次要角色冯大军结尾，出人意料又在人意料之中，留下了不尽的余味。
巴桥的《丹萍的世界》（短篇）写的是一个女孩不承认其继父的故事。小说有一种执拗的力量不断向前推进，这种执拗既来自于小说中的人物，也来自于叙述者。人物的刻画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把握，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张锐强的《枪王》（中篇），描写了父子两代枪王的故事，小说具有传奇色彩，悬念的设置也很吸引人，但关于是否应当杀人的伦理焦虑未能深入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力度。
看《当代》
（２００４年第五期）
曹征路的《那儿》（中篇）不但是本期《当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能够及时推出这样的作品，再次显示了《当代》杂志“直面现实”的可贵传统。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国企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或者说，它不再站在政策制订者一边来强调国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些都对“私有化”与“股份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这篇小说表达了同样的反省意识，但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之简单化，而是塑造了这一过程中的一些鲜明人物形象，并细微地呈现了不同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历史纠葛。
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新时期工人领袖的英雄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有矛盾，不断上访（力图阻止厂领导和将入主企业无耻的贪污掠夺行为），但“工会主席”、“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的身份，使他与普通工人不处在同一“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死去的祖辈在以英雄主义的精神召唤鼓舞着他，但生活中的家人却以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包围着他。他始终处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当最后工人终于起来反抗时，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又一次欺骗了他们，他只能选择了自杀。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在这里，“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革命历史的教育，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革命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这不仅使得这部作品带上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而且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这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面对一个日益市场化与同质化的世界，《那儿》以一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并以乐观的结尾向我们指出：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或许将为我们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小说还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妈妈”、“我舅妈”等人物，而义狗罗蒂的形象尤为鲜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驱逐自杀的命运，与“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构性。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出了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无奈，这一视角的选择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通过作者、叙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间离，使作者的复杂态度得以呈现，而褒贬则暗寓其中：比如写到罗蒂和小舅的笔调是温情和理想化的，写到“我”和“我父母”等人物时略为嘲谑，写到“顺时人物”西门庆和媒体领导们时则是尖刻辛辣的嘲讽。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复调”笔法的运用，都使小说摆脱了一般“问题小说”的简单化，而在艺术上具有较大的价值。
钟求是的《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中篇），写的是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故事，但小说能化传奇为平实，在一个个细节的扎实描写中将故事撑起来，而小说的情节在读者以为将要结束时却能不断向前延展，也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巧妙与控制叙事的能力。不过小说结尾处过于戏剧化，这虽然成全了一个“传奇”，却使小说具有了更多通俗文学的质素。
董立勃的《米香》（长篇），以米香为中心讲述了下野地几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显示了人情冷暖与时代的荒谬。小说充满了诗意与美感，情节安排疏散中有紧凑，颇有出人意外的转折，句式也很特别，类似古龙小说的笔法，但也不无单调。在责编手记《董立勃遭遇瓶颈？》中，周昌义指出，“董立勃在新鲜的文字之后，能不能不断给读者新鲜的‘意思’？”这既指出了这部小说存在的问题，也显示了刊物对作者的严格要求与善意提醒，这样坦诚的交流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读者调查汇报
截至发稿之日，共收回《读者调查》１８２６份，现就相关反馈向读者做一汇报。
一、年龄性别
性别一栏中，男性是女性的５倍，这让我们惊讶。《当代》关注现实民生，俗话所说，就是忧国忧民，风格较硬。男性读者多于女性读者在预料之中。为此，在２００４年中，我们做过一些努力（比方刊登《中国式离婚》），希望能够刚柔相济，让女性读者喜欢。现在看来还任重道远。
年龄一栏，却让我们惊喜。一般老刊物的老读者多，《当代》也不例外。但调查结果显示，３５岁以下的读者却占到了总数的一半，说明《当代》正赢得年轻读者的支持，也说明和我们一起用文学关注民生的年轻读者正在增加。这不仅是《当代》之幸，也是文学之幸。
二、关于栏目
读者最喜欢的栏目，同往年一样，还是长篇小说。《当代》去年刊登了七部长篇小说，其中多半都能跻身全国优秀长篇小说行列。这真得感谢作家们的信任和支持，是他们把自己最得意的大作赐予了我们。
读者最不喜欢的栏目，是纪实文学。由于时代背景的缘故，以启蒙为己任的报告纪实类文学已经不太受已经思想解放的读者的欢迎，该栏目不受喜欢在预料之中。但在２００３年，该栏目却和长篇小说一样，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说明读者最终看重的还是作品，而不是文学样式；说明我们２００４年的相关工作有较大的不足。
较有争议的是拉力赛评语。有读者怀疑个别评委的认真程度。其实，评委的认真程度不容怀疑，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自身的工作。评委都很忙，给他们的阅读时间又那么短，匆忙在所难免。所以，从今年起，我们将依据《读者调查》，从中选出５０位热心读者，由他们评选当期最佳。虽然不一定能代表读者全部意愿，起码也能代表部分意愿。
三、关于最喜欢作品
１．《当代》作品中，得票最高的是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米香》，所以《米香》成为拉力赛年度总冠军，获得《当代》年度最佳称号。其后排名如下：
《中国式离婚》、《警察与流氓》、《明天战争》、《我们的爱情》、《英格力士》、《上塘书》。
２．《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刊登作品中，读者喜欢程度依次如下：
《告别夹边沟》、《水乳大地》、《拘留》、《烈日》、《秦时明月汉时关》、《平原上的歌谣》。
四、关于最看好作家
前十位依次如下：
董立勃、程琳、王跃文、王海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