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5期-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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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后来几天，却是“鸣放”的高潮。好多人就是这几天“帮党整风”，让他做了二十年的“人下人”！《北京市文联大事记》载，文联有“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文联机关职工总人数的17。4％；另外，虽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受其他处分的有9人。”林斤澜说，为了邀功请赏，田家反右极其积极，文联反右指标超额。邓友梅，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扎根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任团支部书记。他为创作到文联借屋爬格子，到了1958年，也给追加打成右派！怎么给外单位的人扣帽子呢？这就看田家的本领了。
到杨述家的四人之一“神童”刘绍棠，天真豪放，天之骄子，一心向党。他的胆实在是太大了，居然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时代性、年代性、时间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刘绍棠不是右派，那是“世上无道”了！之一从维熙，罪名主要是同刘绍棠“一唱一和”，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一邓友梅没有“鸣放”文章，没有发言，只是国民党旧时人员施白芜在会上问了一句：“共产党有陷阱否？”邓友梅答：“有。”他作为右派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么一个字！林斤澜说，他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有的当事人自己说起来似有出入。
林斤澜没有放炮田家，田家放过林斤澜了吗？没有。田家要扩大战绩，成立“林斤澜专案组”，《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杜印任组长。杜印们查来查去没有法子：“没有材料”——回忆记录里没有。杜印曾问过林斤澜这事，林斤澜对他说：“‘鸣放’时，我有时参加有时没参加。我向葛翠琳请过假。”——“帮党整风”是张“网”，会就是网，可林斤澜在家，不在网中。
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
在心中，田家还没有放过林斤澜。1958年3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有着北京文联秘书长、当家人身份的田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1500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田家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田家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注意：沈从文那时就是“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老天喜欢开玩笑，一年多，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碰到更加高明、更加厉害的对手，被整死了。令人感慨良多、扼腕嗟叹。
“田家要把你打成右派，原因就是要扩大战绩吗？”我问。
林斤澜答道：
“还有就是文学上不跟他走，不喜欢他的文学主张。我是他文学上的异己分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家这时是个风派人物。他为什么对我同沈从文的关系那么熟悉？他和沈从文是老乡，他原来就是沈从文家的座上客！——田家是延安过来的人，据说原来是个不错的人，很有个性、很有原则，可他一直入不了党。原因是落后分子。他变成风派人物，与沈从文疏远，要扩大反右战绩，有一个很长的变化过程。”
听林斤澜的口气，似乎同情田家的可怜。
“你逃过一劫，自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你认为必然性是什么？”我问。
林斤澜答道：
“汪曾祺知道我平时关心政治，他倒淡漠，结果相反，他落网了。他的文章划我为‘漏网右派’，并说：‘是无天理’。可他不想想，我先前二十年，吃的苦头有多大。可以说，我出生入死过，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经过形形色色的时候。我比他更了解什么是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不在网中。而现场正热闹，网眼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边凉快去了呢？这就与我的经历有关。或许我记着鲁迅的话：‘横着站’，鲁迅不断指名道姓，说文艺家碰死在自己的理想上。北京文联有人腹受敌，有人背受敌，有人腹背都受敌。我是‘横着站’。”
林斤澜几次同我说到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里头许多话是警钟。大约是这些话吧：“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的；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有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邓友梅在《漫说林斤澜》中说：
我定成右派，斤澜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
在邓友梅另一篇《悼绍棠》的文章中，坦诚说自己曾上台“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也说，他曾揭发刘绍棠生活上的一些事。那么，林斤澜在整个运动中就没有揭发过人吗？林斤澜说：
“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可理解，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我编文集，不用蓄意剔除，是真的没有这种内容。反右时，不只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话：‘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来了大跃进，《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原来“两条腿走路”——作者分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现在扬弃了，只有工农兵。”
但，林斤澜拖着不写，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有。反右到1958年还有“补课”，看你态度，看你表现，看你立功，看你对共产党的忠诚。汪曾祺就是“补课”补上的。难怪有人视表态如救命稻草，六亲不认，枪戳刀砍。表现好，春和景明；表现不好，暗无天日。你要等风浪过去吗？风浪可不等你。人啊，你得横下一条心！
话说杨述，一年前要求“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一年后利索整人。林斤澜的同学陆拂为，反右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团支部书记，他在汇报工作时，想要大事化小，说反右牵涉到那么多人，“一棍子打不死”。不料杨述厉声说：“那就打两棍！”“陆拂为和我说这个话时，说他当时非常吃惊。但我不吃惊，我见过的人多了。我在1938年就看到这种人了。当年的学生领袖，后来就反过来杀进步学生！——杨述原来的确是个好人。”林斤澜说。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可怜林斤澜侥幸逃脱，长吁短叹，实已不易。而他坚守操行，不做苟且之事，没有落井下石，待右派朋友胜似从前，亦实不易。相信在中国，林斤澜这样的人，不在稀数。如此温情，自当可贵，他是寒夜里的火把，他是人世间的大爱。
关于“运动”，林斤澜有字“赞”曰：“祸兮福兮，黑兮白兮。生死出入，人兽交替。若要解剖，先剖自己。忌走极端，亦忌稀泥。”
“《当代》文学拉力赛”２００６年第四站冠军揭晓等
“《当代》文学拉力赛”２００６年第四站冠军揭晓
经过本刊读者Ｅｍａｉｌ、传真及电话、信函投票，长篇纪实文学《黄河殇》荣获２００６年第四站“《当代》最佳”称号。
“《当代》文学拉力赛”２００６年第三站读者来信选登
路永春
读完本期刊物，最打动我的作品是现实穿透力极强的《命案高悬》，凑巧又在刚刚出版的《小说选刊》第八期看到此篇被头条转载，好象暗合了我的判断。小说写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事件演变成一幕出人意料的巨大悲剧，令人悲愤不已、心潮难平，隐藏在故事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更使人感慨万端，彰显出小说超强的批判反思力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说从事件的选取、人物的设计到情节的推演和节奏的把握，无不体现出作者胡学文对底层社会、人性的深度开掘和“四两拨千斤”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作者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深切的悲悯情怀和厚重的生活积淀也是小说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对许多作家也有启示意义。
《黄河殇—花园口·1938》作为已知的历史谈不上悬念，但作家邓贤追述历史事件的演变轨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哲理思辨，国事家事天下事纵横交错、缠绕纠结、起伏有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况且对重大历史的文学描写和阐释本身就有独特的美学魅力。
虎头《鞭影下的尼采》以神奇的想象、绚丽的语言和澎湃的激情，把尼采、莎乐美等人物的艺术形象以及隐秘的心灵世界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摇曳多姿，读之感觉一股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扑面而来，一种高品味的奇妙而独特的审美快感使我心旷神怡。程绍国《圣杯盈盈—林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