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仰靠着座垫打盹，变成了我每天唯一较为安适的休息时间。　
　　十一月中旬，由贺大哥那儿，得到最坏的一个消息——贺蒙在沈阳保卫战中阵亡了。　

　　七十三　

　　贺蒙死讯传来刚刚两日，表姊和表姊丈双双莅津，原来表姊丈奉调青岛邮局工作，他们在天津住了三天，即搭客轮赴青。我和姑母全家还有贺大哥都往码头送行，我一直没有告诉表姊贺蒙的消息。我又再三嘱告贺大哥千万也别跟表姊提这桩事。贺大哥似乎不知多年前贺蒙和表姊之问那一段淡淡的然而至为珍贵的纯洁感情，当我说给贺大哥听以后，他不禁伤感地叹息不止。贺蒙死了！在贺蒙最后一剎那的思维中，我知道，他会想到贺大哥、我、他的老母，还有表姊——　
　　贺蒙死了，为国家，为人民，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已无痛苦，上帝必会欣然开启天堂之门，接纳这纯真、勇敢、勤奋，坚守自己在人间岗位到最后一秒钟的好男儿的灵魂。可是，晚死的人，却遭受难以忍受的哀痛——如坠地狱。　
　　就在贺蒙阵亡的那几天，也是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以血肉保卫一寸一寸祖国土地的那几天，东北剿共统帅卫立煌擅自搭上飞机弃职潜逃了。政府这才发觉这位上将的真面目，于是下令通缉；可是，他比通缉令跑得快，比他本人跑得更快的，是他的万贯家财。　
　　我病倒了。　
　　姑母在我病中，万分焦急，又万分细心地照护我。有一夜我发烧不退，姑母在我床头坐守到天亮。在姑母面前，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改革币制的时候，她听信了我的劝告，把积蓄的金饰统统依法兑成了金元券，没有好久，金元券又变成了老法币，她不肯讲一句埋怨我的话——看到她那慈祥地渴望我立即痊愈的神色，我几乎哭叫出来：　
　　“妈，还是叫我死掉的好，省得我再害您失掉全部积蓄——”　
　　病中，贺大哥时常来看我，最低领袖也有信来。可是，他俩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焦虑。　
　　“国事日非，溯本求源寻找失败的根由，乃是我们这个由三民主义信仰者所建立的政权虽于推翻专制、完成北伐、抗日胜利获得成功；然而，却从不曾认真地严格地实行过三民主义——”最低领袖这位虔的三民主义信徒，在信上，沉痛地，这么对我说，“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尚有成就；却一直忽略民权主义的倡导，尤其对于民生主义几乎完全抛诸脑后。殊不知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实现民生主义。我以前还相当原谅我们的政府为了抗日剿共的迫切需要，暂时无暇顾及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积极推行；可是，自我住居南京以后，我逐渐发觉我的想法未免过于宽厚，因为一些显要们无暇实行三民主义，但却有暇专门从事‘反三民主义’的勾当，殊令人失望、愤恨，例如京沪间官僚资本兴风作浪，南京市内地皮均被高级官员收购一空，而这些人却天天高呼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末后，最低领袖说：“东北军事、徐蚌会战相继失利之后，南京人心浮动，平津当更危急，不知你有意南来否？我多梦想我们能够重聚，并且携手同往任何一边远省分，从事三民主义思想播种，及真正实践三民主义的工作——”　
　　贺大哥告诉我的，是他对于目前若干官员们的行径，发出的愤慨：　
　　“唉，真想不到，几位过去很好的同志，现在竟变得这么堕落。他们在抗日期间，有的立过功，有的坐过狱，有的被敌伪判处了死刑，日内即要执行却赶上了胜利，出狱时一面狂喜，又一面宣誓：今后半生这条意外捡来的性命，可一定要拿出比入狱前更大无畏的精神尽忠报国——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同志们都把自己的话淡忘了。胜利后的歌舞升平，麻痹了他们的良知，一些高层官员的豪华奢侈，先使他们不平伤心，后使他们模仿效法，享受安乐对于任何人都有太大的诱惑力，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便开始走上歧路。你还记得当初高大爷托郑小姐找我出证明书的事吧？我当然不肯做那违背良心的事；可是，你猜怎么样？后来他居然拐弯抹角地找到我们另外一位同事，终于把那种证明书拿到了手，事后，又经奔走钻营，当真升任了处长；我曾和那个‘伪造文书’的同事大吵，我告诉他：他这么随便乱发证明书给亲日份子，何以对那些九泉之下真正为抗日地下工作而牺牲的同志们？我们的上级知道了这回事，我们二人竟受到同样的指责，抛开是非不问，却指我俩是‘派系意见作祟’！实际上，我有甚么派系？常初平津沦陷，像我们这样纯洁的青年小伙子，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在敌后出生入死，或到游击区跟日、伪、共三重敌人拚命；一些大人先生们却在遥远的大后方争权夺利搞派系，胜利了，他们飞来接收，一个个住进巨宅大院威风凛凛，而若干死难的同志，想把灵骨搬进忠烈祠都不可能——结果，还忍心大打官腔指干部同志闹派系纠纷！自从军事调处以来，大批共谍混进政府阵营，保定绥靖公署的作战科长竟然是一老牌共特，幸经发觉，但他已连续把国军作战计划兵力布置献给共军，所以造成了国军一连串的失败，女共特更组成了‘舍身队’争相伪装嫁给国军军官，也一再造成诱拐国军官兵弃明投暗的事件，大批共干更假藉‘奔向自由’美名，纷纷由四乡流入都市，把毒汁流向我们的心脏地带——面对这些可怕的现象，我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该多么特别提高警觉，集中精力，侦察破获敌人的问谍工作呢？可是，有些个官员不作此想，一方面他们骄悍轻敌，认为共产党一群土包子懂得甚么？一方面他们又利欲熏心，对于普通共谍案件一律不感兴趣，唯对有关经济物资的共谍案件特别热衷承办。不久以前在北平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首长，因为贪污，并暗中将军火卖给四郊的共军，被中央查觉，已经解到南京枪毙了，天津治安机关的前后两任的处长，因为贪污，都被押解到南京去了，足见最高当局尚能严正执法；不过，现在局势急转直下地往坏处变，中央对这里似乎也鞭长莫及，于是少数没出息的人把心一横，抓共谍的工作让别人干，借机搜括财物的工作由他们承当。昨天我一位上司吃醉了酒，跟我吐露真言：‘贺同志，别再卖命当傻瓜啦！咱们等共产党来了要杀死，跟着政府去流亡要饿死，所以今天咱们不能再不捞一票了，不捞将来也是白白送给共产党’——”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千疮百孔，也在淌血了。我虽不曾一日从政，可是我关心、爱护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它又是反共力量的象征。我多渴望它健壮起来啊！然而，我继续看到的，却是它更衰败更悲惨的不幸命。　

　　七十四　

　　十一月下旬，我勉强支撑着，到报社和参议会工作。我卧病一周，似乎并未痊愈；不过，要我继续与外界隔离地倒在家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　
　　天津市面并无萧条现象。繁华地带每天依旧车水马龙，娱乐场所、饭店、舞厅，每天依旧人挤如潮。有钱人拚命地挥霍，彷佛世界末日当真即将来临，唯恐失掉最后一次尽情享受。　
　　另一批特别把自己的财物和生命看重的人，开始领导逃难。他们并不反共，过去一直是消耗政府元气的包袱和累赘，然而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来了绝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安逸岁月，所以他们拿出昔日抢购金钞、物资的敏捷手法，抢购飞机票、船票。　
　　真正反共、真正忠贞的清苦公务员与市民们，想免除沦入铁幕之苦奔向自由，却不可能。他们的良知不允许自己丢弃责任一走了之，他们的财力无法办到抛井离乡到世外桃源去做寓公寓婆。　
　　应该走的不能走，要坐等共产党的迫害与杀戮；不该走的都正在走，要走到已形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中继续从事损耗与腐蚀的蠹虫工作。这真是一个时代大悲剧。　
　　报社中几位原籍江南的同事请求借支薪金，做眷属返回故乡的盘费，我一律答应。他们本人不肯骤然离开岗位已属难得，当然无理由阻止他们的家人离去。参议员，也有几位已经悄悄地开溜。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眷属，更争先恐后地离津南下，也有少数官员藉出差或出席会议为名，滞留京沪迟迟不归。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　
，和全部轮船公司的船票，都已定购到翌年三月。黑市票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临时成立的许多航空服务社，包好飞机，凑够人数便起飞，当然比平常票价要昂贵好多倍。　
　　表姊由青岛来信，希望姑父姑母表哥表嫂到青岛去，同时也问起我是否愿意同行？她说青岛的房地产一日三涨，因为每天都有平津客来，所以要来青岛，越早越可以省钱。她又说青岛有海军，无论如何比平津安全，极盼家中早做去青岛的准备。　
　　姑父不肯走，他说要表姊丈一人在青岛负担全家生活费用是不合理的。姑母不愿意走，她舍不得居住了数十寒暑的天津卫，更舍不得多年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帮助姑父建立的这个家。表哥不想走，他目前在银行的工作安闲而称心，他又一向不过问政治，因此，他说他犯不着先把自己好好的职业丢掉，到妹丈家做食客，即使共产党来了，想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当然，姑父母不能举家南迁的最大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真惭愧，身受姑父母养育之恩的我，多应该负起全责把姑父母全家——起码是两位老人家，送往安全地区，然后由我奉养；可是，我无法如愿。两鬓斑白的姑父坚称自己未老，一定还要自食其力地工作下去。我如果强把姑父母拖离开天津，我怕我的能力难使老人家继续过他们多年来在天津所过的日子——那日子虽不阔绰，但还安适；胜利后，也许我被一般人认为已经是“飞黄腾达”了；然而，我一直没有私蓄。贺大哥倒是常安慰我：　
　　“老弟呀，你这几年群众基础建立得不错，经济基础却建立得太差；不过要知道，这正是一个真理——凡是用尽心思搜括，经济基础大定的人，必就是群众基础极为脆弱的人。”　
　　然而，有经济基础的人，今天才有资格远走高飞。　
　　姑母全家都主张我走。贺大哥也主张我走。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绝对不走。　
　　为此，我和贺大哥一再发生争执。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甘心等着共产党来了杀头？那种死法毫无价值！你必须立刻做走的准备。”贺大哥焦急地逼我。　
　　“我如果现在一走，对国家不忠，对姑父母不孝，对报社同事不仁，对天津市的选民不义，您不要逼我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我这么回答。　
　　“我不要听你作文章！”贺大哥立刻接着说，“你又不是现役军人或公务员，国家需要你到自由区域继续办报鼓吹反共，你却要白白在这儿送死，你这算得甚么忠？你反共已经反出了名，留在天津不走，白白连累你的姑父母全家，你这算得甚么孝？共产党攻陷了天津，你的报纸再不能出版，你再不能替你的选民讲任何一句话，你应该跑出去增加一份自由区的反共力量，早点回来解救你的事业和选民才是正理，你不做此想，反被老掉牙的‘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的观念束缚住，这又算得甚么仁？甚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