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4期-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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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集中阅读，也是在那个灾难的年代。往往是在深夜，每读一段我都会站起身来，走到窗口。我想着两千多年前那个黑衣壮士在黑夜里急速穿行在中原大地的身影。然后，我又急急地返回书桌，再读一段。
灾难时代与墨子的相遇，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文化行为。当这些文化行为受到别人的非难，我也总是以墨子的教言来支撑自己。
记得是《公孟》篇里的一段对话吧，儒者公孟子对墨子说，行善就行善吧，何必忙于宣传？
墨子回答说：你错了。现在是乱世，人们失去了正常的是非标准，求美者多，求善者少，我们如果不站起来勉力引导，辛苦传扬，人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善了。
对于那些劝他不要到各地游说的人，墨子又在《鲁问》篇里进一步作了回答。他说，到了一个不事耕作的地方，你是应该独自埋头耕作，还是应该热心地教当地人耕作？独自耕作何益于民，当然应该立足于教，让更多的人懂得耕作。墨子说，我到各地游说，也是这个道理。
《贵义》篇中写道，一位齐国的老朋友对墨子说，现在普天下的人都不肯行义，只有你还在忙碌，何苦呢？适可而止吧。
墨子又用了耕作的例子，说：一个家庭有十个儿子，其中九个都不肯劳动，剩下的那一个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则这个家庭怎么撑得下去？
九个不肯劳动的儿子表面上也很忙碌。主要是天天批评那个在埋头苦干的兄弟，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然后九个人之间再争名位、争待遇，谁都在高谈阔论。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鲁问》篇中，墨子对鲁国乡下一个叫吴虑的人作了一番诚恳表白。
他说，为了不使天下人挨饿，我曾想去种地，但一年劳作下来又能帮助几个人？为了不使天下人挨冻，我曾想去纺织，但我的织品还不如一个妇女，能给别人带来多少温暖？为了不使天下人受欺，我曾想去帮助他们作战，但区区一个士兵，又怎么抵御侵略者？既然这些作为都收效不大，我就明白，不如以历史上最好的思想去晓喻王侯贵族和平民百姓。这样，国家的秩序、民众的品德，一定都能获得改善。
对于自己的长期努力一直受到别人诽谤的现象，墨子在《贵义》篇里也只好叹息一声。
他说，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站起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时候却没有力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的过路人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帮他一把，将米袋托到他肩上。但是，现在很多号称君子的人看到肩负着道义辛苦行路的义士，不仅不去帮一把，反而加以毁谤和攻击。他说，你看，当今义士的遭遇，还不如那个背米的人。
尽管如此，他在《尚贤》篇里还是在勉励自己和弟子们：有力量就要尽量帮助别人，有钱财就要尽量援助别人，有道义就要尽量教诲别人。
那么，千说万说，墨子四处传播的道义中，有哪一些特别重要，感动过千年民间社会，并感动了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呢？
我想，就是那简单的八个字吧——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兼爱”、“非攻”我已经在上文作过解释，“尚贤”、“尚同”还没有，但这四个中国字在字面上已经表明了它们的基本含义：崇尚贤者，一同天下。所谓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
我希望，人们在概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时，不要遗落了这八个字。
那个黑衣壮士，背着这八个字的精神粮食，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他累了，粮食口袋搁在地上也已经很久很久。我们来背吧，请帮帮忙，托一把，扛到我的肩上。
追寻真相
袁 敏
（本文字数：2839） 《收获》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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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
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
4，李君旭诗稿。
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没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细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真是太珍贵了！公安部对蛐蛐儿前后两次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显然代表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蛐蛐儿1976年前后的日记，我猜想肯定会记载他制造“总理遗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轨迹；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文件口袋里居然有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这让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儿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历史。
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分别如下：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缙云县人，共青团员，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因伪造“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带国徽的庄严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儿的签字：同意。
李君旭 77。11。4，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动乱，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