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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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知青终结》如果不是写成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而是继承中外叙事史的传统，如果邓贤专注于认识、理解而不那么放纵地自我表现，如果他充分意识到认识的难度和限度而不强求小说式的完整，如果他为自己确立严谨的叙事伦理并在此范围内精确施用他的文学才能，那么，它本来会成为一部具有真正价值的作品，它将忠直地保存濒临遗忘的记忆，使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经验中某些偏僻的成分进人我们的视野……
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有一个突出强调伦理界限的名称：“非虚构作品”。
（摘自《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李锐：《致文友公开信》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各位朋友：
大家好。
2003年10月10日，我在山西作协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随后在16日把中国作协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我的退出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以上内容就是我在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要点。此事已被10月22日的《太原日报·双塔周刊》报道。在随后和中国作协负责人的面谈中我再次重申的也是以上的话。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另外的内容。现在山西作协很快又要换届，自从我宣布辞职以来，听到种种传闻和流言。为了让大家了解事实，我把自己的声明附在信后寄给各位文友。君子言必行，行必果。我决不会食言，也决不会接受任何人强加的所谓结果。我和各位朋友可以说是长期交往，彼此了解，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信任我，而不是轻信种种传闻和流言。
祝各位一切顺利。
李锐
2003年11月15日于太原
附：李锐辞职声明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
现将我的有关决定告知如下：
一、我决定自今天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
二、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以我目前的工作状况，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人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
谢谢各位在共事期间对我的帮助。
李锐
2003年10月9日
（摘自《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1日）
张石山：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1998年底，本人所居地的省作家协会召开换届大会。这时，距1988年上次换届，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岁月磋跄，等闲就白了少年头。十年之间，协会工作未能尽如人意，大家无可如何……
主席团具体干什么工作？主要是两件，每年省作协发展会员；再一件，每年开一次理事会。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坐场一番。
主席团只是作为摆设，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还不曾歇心、死心。两次向有关领导提出希望考虑党员作家参与领导工作，我的意见没有得到理睬。
作协这个摆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用。通过换届，作家们贴一个副主席的标签，大家面上生光；同时，知名作家好像灯笼对联、旗牌执事似的，则给作家协会裱糊了门面。一石二鸟，公私两便。当官的当官，掌权的掌权，充摆设的充摆设，皆大欢喜。你还要怎么样呢？
今天，我希望通过这段文字，正式告白予世人，至少希望圈内同行听到我的声音。
我认为：劳民伤财大动干戈选举换届产生的作家协会主席团，只能充任摆设，无所事事，就是一种不作为。
为此，我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
至于我个人的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暂时保留。一者，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我充满感情，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再者，当副主席是充摆设，做理事而不理事，我的作用事实上顶多也就是一名普通会员的作用。我愿意继续努力，当好一名合格会员。
（摘自张石山《弃裱精书》，《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附录一 2003年文学大事记
白烨、何鹤撰写
1月
1月7日，《小说选刊》“仰韶杯”优秀小说奖颁奖。长篇小说《无字》（张洁）、《沧浪之水》（阎真），中篇小说《玉米》（毕飞宇）、《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奔跑的火光》（方方）、《救灾记》陈世旭，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湖道》（漠月）、《伞》（苏童）、《外地人》（荆永明）等作品获奖。获奖作品的题材广阔，从躁动的乡村到多彩的都市，笔触涉及商业化浪潮渗透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关注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存困境，反映城市化进程中的百态人生，折射社会转型期种种心理现实，已成为近年来作家们的自觉追求。参与评奖的评论家认为，这次《小说选刊》的优秀小说奖获奖作品充分体现了当前小说创作的艺术趋向，代表了近年来小说创作的实际水平。
1月11日，《诗刊》2002年度优秀作品奖评定。刘立云、郑玲、黑陶三位诗人获奖。评委一致认为获奖作品“内容上扎实、深厚、健康。艺术上有鲜明、成熟的风格，对诗歌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和被认可的探索”。郑玲以富于强烈的感情又不失睿智“向人们展示出宽阔深厚的人文精神”的诗歌而获奖；刘立云以深沉思考和感情的火焰融为一体“突破僵化的所谓‘宏大叙事’找到自己的语言”；青年诗人黑陶则是名“诗歌的窑工”，“把词语的泥坯子放在稿纸的书案缎打，呈现了元素的质地，又闪烁着母性的柔暖和父性的火光”。
年初，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受到媒体与评论界的关注。其中包括李洱《花腔》、邱华栋的《花非花》、荆歌的《鸟巢》、戴来的《练习生活练习爱》、魏微的《拐弯的夏天》、艾伟的《爱人同志》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反映出当前我国青年作家的创作在整体上渐呈旺盛之态，尤其是因有相当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开始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新年伊始，池莉推出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新作收人作者两部中篇小说及其创作日记。关于书名，作家本人解释说，此书为一本男性小说，书名取自越战时印在美国大兵火柴盒上的格言。此后，虹影的新作也以《孔雀的叫喊》为名随后出版；女作家的这种不约而同地“叫喊”，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与争议。“人民网”、《文学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好作品不是喊出来的”。
王蒙出版新书《王象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谈及自己的这部作品时说，作为作家，他愿意勇敢地从小说的背后站出来，把自己呈现给读者，向读者交心。讲讲自己的顺境、逆境，讲讲怎样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怎样保持一颗健康的心灵，以求对读者有所启发。据知，该书出版后，一直热销不衰，印数已近30万册，成为作者近年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著作。
２月
《江南》杂志发表青年作家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淇》引起争议。小说主要根据“文革”时流传甚广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洪》改编而成，但对原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等的形象、际遇等，进行了与原作完全不同的改写，因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争议。文章刊出不久，浙江省作协特为此文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恶劣影响”向新四军老战士协会致歉；与此同时，江苏省沙家浜镇也召开了关于此文的研讨会，并向此文的作者及浙江省作协提出了抗议。此后，一些文学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对小说《沙家浜》进行批评，讨论从小说领域里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扩及怎样看待“样板戏”等话题。
“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揭晓。作家王蒙、张洁分别荣膺“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称号。这次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南方都市报》共同主办的活动，旨在扩大文学在当下社会的影响，除分量较重的“文学先生”、“文学女士”外，“进步最大的作家”称号由阎真获得；池莉获得“人气最旺的作家”称号；张者被评为“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而“最有影视缘的作家”、“最富争议的作家”、“最会变脸的作家”等称号，分别为海岩、虹影、柯云路获得。
２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欧阳友权题为《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的文章。文章认为在网络文学的身上，“技术的因素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都要多，因而不仅容易出现只见网络没有文学的现象，而且容易在文学观念上叛逃应有的审美设定，宽容乃至助长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以技术审美化替代艺术审美性。”此后，有张晖等著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网络文学不是游戏文学”，“网络文学没有技术‘原罪’”，（文见4月23日、7月17日《中华读书报》）。
３月
３月２８日，中国学术界首次评选的“唐（弓付）青年文学研究奖”在北京揭晓。此次评选转以40岁以下的学者的单篇论文为对象，是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界青年研究者的一次总检阅。获奖论文共17篇，课题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宽阔、丰富，并富有朝气。其中有多篇涉及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心的“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从观念的发生和形成、文学分期的意识形态到话语空间、白话文探源等等。此外属于学术前沿的热点集中在现代作家和作品的再认识方面，有鲁迅、赵树理、孙犁、钱锤书、沈从文、周作人等人。
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小说排行榜”揭晓，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学会奖”产生。在“小说排行榜”上，麦家的《解密》、张璐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和张一弓的《远去的释站》三部长篇小说，阿来的《遥远的温泉》、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王松的《红汞》、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