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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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业作家生涯的？
万：应该从我到部队文工团算起。我能够到部队，原因很简单，是我们那个部队的政委非常敬仰我的父亲，他认为我是曹禺的女儿，可能也挺能写的。那时的文艺是配合政治需要的武器，在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应该算是政治任务。我从18岁到部队，后来的8年时间里，虽说写了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后来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帮助，只是积累了些生活经验。幸亏8年的时间不很长，离开部队后，我能够关注更广阔的领域，有更多的真实感受，我的作品个性。
赵：你觉得写小说和电视剧相比，哪一个更能表达你的思想？
万：肯定是小说。对于我来说，电视剧更商品化，剧本创作实际上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会受到种种限制。小说相对来讲，商品化要少一些，更能表达我自己，但剧本创作对我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它会让我写出的小说更好看，同时影视也打开了我和更多观众交流的通道。
赵：你是善于写爱情小说的高手，那你对爱情持怎样的态度？
万：爱情这个题材在文学作品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它很吸引我。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可能对于爱情和情感这方面，包括自身的经历，都会引起我种种感想和感受。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李阳讲“疯狂英语”，他特别痛心疾首地说：一些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但在我看来，谈恋爱是人生中最美丽的事。李阳发出的感慨，让我很惊讶，促使我写出了《香气迷人》。实际上对我来说，爱情是一个很严肃的，或者说很严重的话题。以我今天这个年龄，我仍然认为：如果人生活中没有爱情，人存在的价值就不大了，不管今天的生活是靠多少物质堆砌起来的，我们一天24小时需要多少东西来塞满，我们有多少享受，如果人的生命里没有爱情，最终的意义就失去了，这是我的感受。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我儿子的女朋友在国外，他们打手机或发电子邮件，两人可以很方便地询问对方刚才上哪儿去了，吃的什么饭？这让我觉得现在的爱情来得太便捷，没有一丝的曲折，即使相隔万水千山，跨洋越海，都不会产生阻碍。而我的青年时代，信息是完全隔绝的，一封信就要走很长时间，不像现在谈恋爱这么便利，所以现在人们那种思念的感觉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强烈了，我认为现在的爱情最缺乏的是思念，爱情没有思念就没有沉淀，没有发酵的过程。如今的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与我们太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也让我想探讨爱情对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爱，其中有母爱，有亲情，但是爱情是最浪漫的一种情感。我们这个时代，浪漫的东西少了，至少我觉得很不够。我觉得浪漫实际上是非常美的，而且是生命中不能缺失的一份情感。爱情也许要分年龄段，年轻时候的爱多姿多彩，越新鲜越被吸引，而我觉得爱要踏踏实实，有一份很安宁的情感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赵：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
万：我本来想写《空镜子》的姐妹篇《空房子》的剧本。写《空房子》的想法很早，甚至在《空镜子》之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下了。但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我的创作欲望仍很强烈。因为我手头正在改编《香气迷人》的电视剧剧本，计划25集左右，所以还要等一下。但我想今年上半年《香气迷人》和《空房子》这两部电视剧的剧本都要完成。以后，会出去玩玩，强迫自己放松一下，让脑子空一段时间，使创作的欲望重新鼓起来。 （赵莉《中国文化报》2003年4月8日）
余华：机遇让我走上文学道路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人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所以像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20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可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了。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就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 他说： “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人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
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 他说： “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
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
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写到了什么时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
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说：“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然后，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
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逐渐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就是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人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
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30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反正那个时候电话不能拿起来摇，要摁着它摇。所以我后来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拨那种程控的直拨电话，我就摁着它拨，奇怪！怎么没反应？所以，科学进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既然你过去是德着摇，以后发展了也应该德着摇嘛！它怎么就拿起来拨了？科学的进程是最不讲逻辑的，因此它经常给人以震撼。
那天突然说楼下有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人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没怎么好好干事。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 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我的稿子寄给哪家刊物了。太多，退稿也非常多。
那个时候挂长途电话不是现在这样，你知道一个号码就可以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的主编（她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叫周雁如，她是早上上班，就给我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余华收”。然后北京邮电局就是一路一路地挂过去，挂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通了。然后我拿起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她说她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文学》和我联系过的编辑是王洁，她后来也离开了。周雁如说你给我们寄过两篇稿子。加上一篇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