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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我动了娱乐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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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样的,并不会更多。     
  大概是在1997年的10月,加拿大使馆给我发来了一张传真邀请函,是关于一个音乐会演出的庆功酒会。其实这种半官方的活动我是不大愿意去的,因为到时候现场往往没有几个认识的人,庆功酒会嘛,其实没有什么内容的,就是大家嘻嘻哈哈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然后各自找熟人聊天,如果找不到熟人就自己站在墙角发呆——这真的不大好玩。     
  但是邀请方特别说明当晚会有一些著名音乐家到场,并且媒体可以随机采访,名单里马友友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个。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首先是我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而且正好我那一期的版面上还缺一个人物专访,所以我想去看看。     
  晚到了十几分钟,加拿大使馆一楼的多功能厅已经挤了很多人。正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放眼望去,我没有发现一个熟悉面孔。幸好现场有几个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媒体同行,我们彼此交换了名片之后还能说几句,其中一个女记者看到我随身带着相机,很激动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马友友过一会就来,到时候我想和他拍张照片,你能帮我们拍吗?”我说这没问题。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门口一片打招呼的骚动,大家纷纷望过去,原来是乐团的成员出现了,马友友走在最前面。以往在电视里看他演奏的时候,总觉得他不是在“演奏”而是在“表演”,因为他的表情太丰富,没想到他在下面也是如此,几乎是满脸堆笑地和每个认识的人说话。那个女记者这时候显得很紧张,她突然抓住我的胳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马友友那张满是笑容的脸。“你不是想跟他合影吗?你过去和他说吧,我给你们拍。”我对她说。“过一会,再过一会。”她好象没有勇气过去。我这时候倒是想起了自己的采访任务,于是借着去餐台取吃的,走到了正在喝水的马友友身边。     
  “您有没有时间接受我的访问?”递上了自己的名片之后,我这样问他。     
  马友友很有礼貌地接过了我的名片,“Excuse me……”不知他是没有听清楚我的话还是中文不过关,他似乎没有搞清楚我要干什么。于是我用英文重复了一下自己的目的,他听了之后很遗憾地耸耸肩,表示自己没有时间。     
  这时候很多演出方和使馆的人员都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马上又变得兴高采烈了,很亲热地和他们聊着天,因为在美国长大,马友友其实不懂多少中文,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是一个外国人的样子。     
  想合影的那个女记者终于走过来了,但她还是不敢过去说,大概每一个人面对偶像都是这样吧。我想想反正已经没办法采访了,那还不如满足眼前这个追星族的愿望,然后早一点回家。于是趁着马友友那些人说话的空档,我又上前问他能不能给他拍张照。这次他答应得满爽快,我马上拉过那个等在一边的女记者,她终于以一副很紧张的样子和偶像合了影。这时候我发现自己身边突然又出现了另外几家媒体的同行,他们似乎早就已经排好队在等着。     
  “The next one!”马友友似乎看出来了,拍完了一个之后,他笑着对他们说。     
  一一合影之后,他终于可以脱身了,看到同一个乐团的乐手,他会马上非常亲热地跟人家勾肩搭背,大声谈笑。     
  通过观察,我觉得除了大提琴拉得好,马友友其实也很懂外交。这样好人缘的艺术家想不出名都难。     
  我的这次采访没有做成,胶卷倒是用完了。想想马上就要截稿,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担心——这期我的版面不会开天窗吧?     
   
3、“罗琦吸毒事件”及其他     
  除了应该宣扬健康生活、强调毒品对人的危害之外,我认为对演艺界人士来说尤其应该提起注意。因为在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你的形象和行为就不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属于社会的,你理应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监督。     
  从整个演艺界的整体情况来看,“罗琦吸毒事件”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因为不论在她之前或之后,不论海外还是国内,都有演员或歌手引发的与毒品相关的事件,只是我们知道      
得不多而已。近年来,随着新闻触角的逐渐深入,我们知道了惠特尼·休斯顿之所以长期没有新作是因为她毒瘾太深,伤害了嗓子和健康;我们知道了香港歌坛的“健康好男人”苏永康因为吸摇头丸被警方强制勒戒;我们还听说内地一些青春偶像明星因为聚众召开“摇头PARTY”而被带进了公安局;近期台湾又传出蓝心湄和陶子参加迷幻聚会、内地歌手景岗山前不久也在首都机场被发现藏毒……这种事情似乎突然间就增多了,演艺界一贯的积极形象因此朝不保夕。     
  娱乐圈是一个人才辈出、瞬息万变的所在,新陈代谢的速度快。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永远保持不知疲倦的发展活力。这个圈子里的人因此也格外健忘,虽然新闻天天都发生,但是大概每个人都只记得最近的。     
  所以在这时候,女歌手罗琦和她的故事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     
  作为九十年代中期内地“指南针”乐队的主唱歌手,罗琦有一副高亢激越的好嗓子,曾经被称为“中国第一摇滚女声”。罗琦是四川人,性格火爆不羁,自从随乐队来北京发展之后,受到圈内外一致好评。最初她和乐队共同签约北京“星碟”文化公司,后来又转签日本“波丽佳音”唱片公司,本来如果一切顺利,她可以凭借出众的音乐天分为自己打出一片天下。但是她狂放的个性却经常会惹是生非,在后来一次酒后斗殴中她被破碎的啤酒瓶戳伤左眼,导致失明。     
  1997年7月,在温州演出结束之后的罗琦到南京转飞机,当天晚上在一家酒吧消遣时毒瘾发作,痛苦不堪的她到处寻毒不果,最终被警方逮捕,当时她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并且恳求警方为她强制戒毒。其实当时的罗琦已经有好几年的吸毒史,只是因为这次在外地瘾发,“罗琦吸毒事件”才算真正浮出水面。     
  据说事发之后,罗琦当时的德国男友认为她只是“运气不好”,同时对记者说:“吸毒对她没有影响,你看世界上有那么多艺术家都在吸毒,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才气和艺术能力……其实这本身没什么问题。”     
  当时的社会舆论因此一片哗然,很多人似乎因此才看到演艺界如此不光彩的一面,并且表示感慨。记得随后上海电视台曾经专程来北京采访此事,当时我在报社负责人物版面,上海台的记者还让我就这个问题谈了谈。     
  其实就像当年罗琦的德国男友所说,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吸毒,其中也有很多艺术家,包括猫王、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在内的很多巨星都是瘾君子。演艺界是社会的一部分,歌手和演员吸毒其实与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吸毒在具体情况上是一样的,这都属于社会现象。     
  除了应该宣扬健康生活、强调毒品对人的危害之外,我认为对演艺界人士来说尤其应该提起注意。因为在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你的形象和行为就不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属于社会的,你理应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监督。这也是演艺界人士在拿到高额酬金并赢得尊重之余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所以,“不吸毒”只是对艺人提出的最低标准,而最高标准则是无止境的。     
  在“吸毒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经在1997年年底见到过罗琦,她显得很安静甚至有点孤僻,大家一起吃饭时她坐在一旁喝水,不说话,还恭恭敬敬地在我的本子上留下自己的电话。之后她去了德国,据说结了婚,但是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就此失去了一个嘹亮的声音。     
  虚幻的快感只是一瞬,别让自己苦心经营的演艺生命毁在毒品手里。     
   
4、王志文的傲慢与偏见     
  我在北京东直门一家酒店见到了王志文,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在见面握手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只是敷衍了事的打了个招呼。当时我做记者一年半,已经见识过了很多演艺界人士的真实嘴脸,所以并没有在意,只想好好完成工作。     
  我和王志文曾经住在一个宿舍楼里。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台词课教师,他住在“中戏”宿舍楼的四层。但是在我入学之后却并没有见过他几次,因为当时他已经开始红遍全国,从而忙于常年的拍戏和演出了。其实中央戏剧学院有一批这种明星职员,包括李保田、巩俐、姜文、赵奎娥等人都是这里的教职员工,但是他们只是把个人的工作关系落在学校,实际上是很少露面的。     
  我的同班同学金子是王志文的追星族,和他一样也是上海人。金子和我住同一个宿舍,入学的第一天她就曾经兴冲冲地独自跑上四楼,找到王志文的宿舍,但是很快就又下楼来了,“屋子里没有人,锁头上落了一层灰,”回到宿舍之后她闷闷不乐地这样说。     
  可是即使见不到他的人,我们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大约是在1996年年底的一天,中午时分,学校大门口出现了一个带着男孩的的青年妇女,她和传达室的人说找王志文,被告之“不在”之后,她坐在校门口哭了起来,并且跟路过的人说自己是王志文的妻子,现在领着孩子来找他,没想到他却不露面。据说当时门口聚集了好多人,学生、老师、过路人都有,大家心理和表情各异。金子这时候在宿舍里,听到这个消息也赶了过去,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回来了,对我们说:“那个女人长得还不错,而且小孩子瘦瘦弱弱、单眼皮,有点像王志文呢。”当时大家都在低头忙各自的事情,拿这当个笑话来听。我觉得好奇,马上跑出去想看看,但是这一对母子已经不见了,校门口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在演艺圈里,王志文是以傲气出名的,因为这个经常会招惹一些是非。有人把他的脾气归结为“才高气傲”,也许是吧,据说在他还没出名之前,在学校里的朋友也不是很多,经常见他一个人独来独往。那么这样看来,他所谓的傲气就是性格使然了。     
  好象在1997年夏天,王志文终于回到学校了,和他的经纪人一起来的,他回来搬家。自从他的身影进入宿舍楼,我们就开始到处找金子,大家想让她尽快见到自己的偶像。在王志文的车子最后开出校园的同时,金子也满面笑容地回来了,原来她刚才一直在四楼,据说他们聊得满不错,而且金子还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这样看来王志文并不傲慢啊,当时我想。     
  1997年11月,我在北京东直门一家酒店见到了王志文,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在见面握手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只是敷衍了事的打了个招呼。当时我做记者一年半,已经见识过了很多演艺界人士的真实嘴脸,所以并没有在意,只想好好完成工作。     
  那时候王志文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好久没演戏了。言谈之中他似乎流露出了一些疲倦,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想办法突破自己的以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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