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崛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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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2）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会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还要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营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负重。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WTO的入会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成会员国和其他入会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入会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会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的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会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后来在俄罗斯入会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金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谎言崇拜：一个时代的通病
几十年以后，当人类谈论21世纪初期的这场大衰退的时候，人们将会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作为这场大衰退的历史定位。人类历史往往在灾难中走出迷途。一种误导人类的观念，在与财富和权势的结合下，可能被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从而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意识。这种短暂的主流意识往往具有长久统治历史的愿望。只有当这种主流意识演绎出了一场历史性灾难的时候，这种主流意识才会从崇拜的神龛上跌落到世俗的尘埃里。
人类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大灾难之中。这场灾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全面破产，是人类抛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始。在过去几十年里，历史的钟摆被一部分人强制性地推向灾难的一方。现在历史正在用自己不可抗拒的规律，将它的钟摆向另一方矫正。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钟摆。历史的法则需要人的实践来实现。为了矫正历史潮流的方向，我们必须首先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谬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崇拜。其核心都是丛林原则。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基础，而全球化又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自然延伸。了解全球化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入手。
全球化是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资本将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整合成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了解全球化的历史，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入手。历史是现实的最好诠释。忘记了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历史惩罚，要被以历史的名义推销自己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戏弄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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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1）
第一节 谎言和实质
全球化掩盖了国家实力博弈的事实。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融合交流和博弈竞争并存的历史。商业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伴随着强者的征战*；强者的兴盛往往伴随着弱者的衰落。国家博弈，兴亡更替。构成国际社会的、具有理性行为特点的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虽然每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由于许多主观客观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自我约束，但是在条件允许时一个国家追求的是可能的最大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是彼此竞争。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进步、经济文化及其他交往的增加、信息传播的加速，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彼此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货物和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事，几分钟就可以传遍世界。华尔街的地震很快就会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但是，这种融合和依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利益竞争的实质。在国家博弈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只有牢记国家利益的民族，才可能是成功的选手。
支配国际竞争或自由贸易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实力。不同国家间的综合实力从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国际竞争的事实前提。实力不同的国家通过竞争而完成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那些在国家博弈中有意志有能力实现自己利益的国家脱颖而出，处于主导地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就向这些国家倾斜和集中，并最终形成了权力的垄断。历史上那些因综合实力和权力垄断而远远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国家，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些超级大国拥有高度垄断的权力，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由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全球在服饰、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的某种趋同，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对于世界旅程的缩短，贸易官员在各种世界机构和首府的谈判折冲，并没有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本质。
全球化合理化了丛林原则。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国际竞争是以实力说话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强国不要外交。弱国讲不起话，而强国不想讲废话。比拼的是实力。实力有多大，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就有多大。在这样一个实力主导的国际竞争关系中，所谓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在丛林原则下，一些国家的自由和另一些国家的不自由是并存的。自由是强权的仆从，不自由是弱国的宿命。强国的自由往往以弱国的不自由为代价。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比比皆是。这种丛林征伐的影子，你可以在许多头条新闻中看见，无论是让世界财富倒流，还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无论是世贸谈判，还是针对俄罗斯的东扩。在这种国际关系里提倡全球化，提倡资本权力超越国界的扩张，提倡融入不公平的现行秩序，改变追求公平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就是将这种建立在丛林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合理化。
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2）
全球化赋予强权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自由。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强权的国家利益和弱者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强权总是要在别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