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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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没有资格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但是我很快就听到了传达，不过我是在一种极不舒适的状态下听到的，那时候我的双臂被两名同学反拽向上，全身呈现出喷气式战斗机的形状，而且脑袋朝下，正仿佛要俯冲大地。六月二日我被押上了全院大会的批斗台，工宣队营长传达完徐景贤的批示后，就有几个同学相继上台宣读批判文章，由于这种批判会三日两头开，一套程序已是驾轻就熟，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批判的火力也一个比一个猛。这一天校园里几乎成为“蒋寄梦日”，我成了各传媒的焦点人物，大字报的通栏标题称我为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广播台那公众熟悉的脆型男声滚动播出通讯：蒋寄梦不要做梦！我的种种行为与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似乎也有了某种联系。这并非拿我的姓名做文字游戏，革命群众还不至于这样无聊。这实在是我母亲的一个疏忽。父亲死后，母亲为减少政治压力，将我们姐弟三人都改了她的姓。母亲出生于奉化溪口，蒋姓为当地大族，论辈分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但早巳出了五服，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原想不会有事，哪知道文化革命也讲名人效应，就硬把我扯上了这门恶亲。
曾经是我们的战地红楼，这时候成了我们的囚室，我被关在顶楼东边的一个房间。也许是批判从严吧，有关部门并没有当真将我作为潜伏破坏一类人明正典刑。又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就不太有人来理会我了。我成天坐在窗前闲看华东医院的屋顶和屋顶上空载载浮云，倦慵慵如唐诗中的一名怨妇。革命群众并没有闲着，他们都被调去红楼西部作战，因为那里关着一只活老虎。那是我的一个漫画战友。我代号红画刀，他即为红画枪。红画枪也是我院的革委会主任，地位比我高，名气比我大，我是胁从，他是首恶，我或能不问，他却是要必办的。我与他虽然同在一个楼面，但是中间隔着个排练厅，加上戒备森严，楚囚相对却彼此打不上照面。然而他还是设法传了一张纸条过来，写道：苦战四年得此下场甘心否？笔答。我看着那一行字心情十分复杂。我明白他身陷重围渴盼增援，可他哪里知道我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徐景贤那一榔头也是打亮了我的眼睛，使我痛苦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的一块料。当我能够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六八年中央文革的那个文件，我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据说这是专门发下来对我们这种人讲政策的，只要我们能够背叛家庭，与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便可望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一个称号。看上去是心疼着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那好意却十分可疑。文件首先假定我们有原罪，然后根据我们的表现，给予法外施恩那种宽大优容，事实上将我们划进了贱民那一类群体，并烙上了制度化的标记。我这才明白所谓天下也者，原来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天下，我不说没人把我当哑巴，我不干也没人把我当傻瓜。我没有能够夹紧尾巴做人从而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想通了这个道理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面临的现实。我发誓从此远离政治，去他*的革命造反！我要是再画一张漫画就是小狗；对于红画枪的问题我决定给予沉默，纸条也被我冲进了厕所。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红画枪也开始交待问题了，这其中有许多辛酸，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总之他缴枪了，而且缴得很彻底；包括那张纸条的事。我天性不善藏秘，所以当专案组过来向我追问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纸条上的内容我也背得一字不差，专案组对此表示了满意。下一步就去向那个替我们传纸条的中介进行核实，没想这最后的一个环节出了麻烦。
那是表演系的女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张炼。此人虽然也是造反派、但属于另一个山头，我们这个组织以前还整过她。这次专案组特地将她关在我的隔壁，原以为在我和红画枪之间可以加筑一道政治藩篱，却没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位信使。张炼十分虚弱，前不久她被送进医院抢救过一次，目前专案组对她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即让她在康复中审查，或者说在审查中康复，总之她的身体正在慢慢地恢复，起码可以歪歪斜斜自己走出来透一透空气。张炼是我院唯一被隔离审查的女生。她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参加了赵全国的反夺权阴谋。反夺权行动发生于六七年的一月，赵全国这人总爱玩新招，正当我们还坚守在学院阵地同院党委苦战，他却将兴趣转移。他先去北京漂了一阵，回来即伙同张炼几个跑上社会云合雾集拉起了“上三司”这支队伍，并将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一天深夜，我刚躺进被窝，“上三司”一名女将风风火火闯进宿舍把我叫起说：外面正闹得天翻地覆，你还睡大觉真不像话！接着向我出示一份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要我连夜赶制一幅宣传画明日见报。我不敢怠慢提笔就画。三位工农兵昂首挺立，背后一面大旗，旗上书以“新上海公社”五字。画面下面我又配上个大标题：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据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的绝岩吟啸，后面的话是：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当我拿起笔来，眼前立刻湘江奔涌鹰飞长空。由于带着激情，下笔呼呼生风，画面一片靓丽，女将看了连声叫好，当即把画取走。可是久等不见那画发表，二十天后当它由文汇报刊登出来时，赵全国已经坐进了班房。画面上三位工农兵风采依旧，那旗帜上的字却已改成为“上海人民公社”。
那二十天里上海滩波诡云谲英雄沉浮，文化大革命这出戏也拉开了最为扑朔迷离的一幕。就在我赶制宣传画之时，赵全国与二兵团的耿金章联手进入康平路市委大楼宣布上海夺权成功，并向中央发电报捷。赵全国在电文中引人注目地提议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提议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各级干部自有一套例行的选举任命制度，可他却别出心裁弄出了这两个提议。赵全国电报打了可他心里没底，一千人坐在会议室里久不见中央的回电也有点急。赵全国吩咐手下再去邮局发电报，每隔半小时发一封，发了若干封电报仍无北京方面的反应，正彷徨着，他身边的耿金章忽然不见了。
原来耿金章被张春桥请进了兴国宾馆的一间客厅，张春桥把徐景贤叫过来一起同他亲切交谈，先是帮助他回忆起苦难的童年，接着又请他吃了一碗肉丝汤面。耿金章吃完面放下碗回到康平路招招手将他的队伍全部撤走，只留下赵全国一支孤军驻守。又过了几日，也是一天夜里，徐景贤打电话通知赵全国去他那里商量联合夺权，赵全国说：权我早已夺了，要联合你们过来。徐景贤放下电话，王洪文接着再打，王洪文话没说完张春桥又拿过了话筒，张春桥叫赵全国马上过去，有什么想法过去当面说。赵全国回答说，过不过去他要等中央的指示。张春桥说那你就等吧，便挂断了电话。十几分钟后一辆大客车开到康平路市委机关门口，几十号人冲进大楼将赵全国团团围住，工总司的潘国平跳上一张椅子大声说道：赵全国这小子破坏上海联合夺权，把他抓起来！赵全国没料到对方来这一手，调兵遣将已来不及，当下被推推搡搡弄上客车扭送进市公安局。一名值班干警听说是张春桥指示抓人，便递上一张纸请徐景贤履行手续签个字，徐景贤客客气气将纸递给王洪文，王洪文又转递给了潘国平，潘国平当仁不让伸手拿笔正要签，忽一想不对，就写了“革命群众”四个字。
这一夜惊变让“上三司”群众看得云里雾里，张炼当时没在现场，得到消息也立刻懵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大家横想竖想却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小将们还比较豁达。转眼间一年过去，六八年春节来临，节前张炼领着一支宣传队下部队慰问，带队的市革委会首长正是潘国平。潘国平个头偏高，那脸带着几分秀气，倒是块台上的坯子。他在“文革”前曾报考我院表演系，录取的话应该与赵全国同一个班，可惜命运没给他机会。他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试场，但对文艺的一份挚爱始终还在。这一段日子歌舞升平，潘国平有事没事总往宣传队跑，同张炼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一天终于开口对张炼说：告诉你，主席是肯定你们夺权的。主席收到了你们的电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肯定了你们。就是说，正当赵全国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消息，毛泽东已经对他的两个提议表了态，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最高指示：我赞成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这条指示当夜由北京传往上海，却被张春桥半空拦截，赵全国被他自己提名的这个人害了。张炼一时脑子没转过弯来，问潘国平道：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我们？潘国平嘿嘿一笑：告诉你们，你们不就得意了吗？张炼原来是个开朗活泼的女生，从那以后她变得沉默了。
春节刚过上海形势忽地变得严峻起来，据说发现了一股逆流，究竟它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那方向一时还看不清楚，决定先查了再说。于是上海滩硝烟又起，各高校纷纷往外揪人。因为当年向张春桥反夺权的主角都在我院，红楼便又一次成为“文革”的主战场。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原“上三司”成员相继倒戈，那风风火火的女将也表示要同赵全国划清界限。惟独张炼不发一言。群众对张炼的态度很为愤慨，要求惩办她的呼声很高。这时候我们这一派已全面接掌学院的党政财文。手中有权，但也不能滥用。我同红画枪将张炼分析了一番，认为该同学的问题性质尚属人民内部，能拉一把的就不朝外推，决定把政策在她身上用足，于是把她找来谈话。在我们长时间的苦口婆心之后，张炼站起来走了。事实证明她没有转变立场，连一句认错的话都没有。这就不能怪我们了，是她把自己送进了隔离室。
这是张炼第二次被隔离，成了我的邻居，我同她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们从不讲话。一方面有人看着不让讲话，另一方面我故意把头转过去不同她讲话。她同我性质不一样，她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横竖横。我还是要革命的。我想我的问题总会清楚明白，春桥同志景贤同志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六月二日大会之后我一时没了感觉，这以后也就开始改变对张炼的态度。我先是同她眉目传意，继而偷偷摇手打个招呼。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