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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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刺的孙凤鸣的公开身份是晨光通讯社记者，他在受伤后第二天去世。汪精卫却没有被刺死，只是受伤，除背部那颗子弹留在体内外，另外两颗取了出来。
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接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离开了南京，又一次前往欧洲，在远离漩涡中心的地方疗养。曾听人这样说过：“汪精卫还不如在这次遇刺中死去，他就不会走到成为大汉奸的那一步。那么，对他的评说也就大大不同了。”然而，历史无法如此假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又回到了国内，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重返政坛，他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而他的对日态度与蒋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冯玉祥这样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在那里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495页）
同一年，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从重庆潜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轰动世界的“艳电”，继续着1935年的对日主和政策；再过一年多，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出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他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走到了被民众唾骂的幽暗处。
孙凤鸣1935年的行刺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留在体内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就医的汪精卫死于名古屋。这一天，距他南京遇刺整整九年；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
“鲸须汪”六十一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3 东亚前线炮声响起
遇刺后辞职的汪清卫，1936年2月离开上海前往欧洲。他的离去为蒋介石走到前台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提供了机会。
汪精卫离去也正当其时。在他遇刺一个月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大游行，抗议正在酝酿的“华北自治”，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日运动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终于第一次公开地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史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和进行的，为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形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把目光转向国际视野，就不难看到，此时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直接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突变。也就是说，如同过去十多年的情形一样，苏联总是借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和遥控，影响着中国局势的变化。1936年同样如此。而这一点，过去的史书中论述得颇不充分，甚至没有提及。
就在汪精卫即将离开上海时，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上的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是一组人物中的一个，报道的背景是新年伊始在远东中、蒙边界上爆发的苏、日间的军事冲突，而参与军队还有支持苏联的蒙古、支持日本的“满洲国”。于是，这一期的《时代》封面，用了这样一个简洁的概括：“东亚：苏维埃与帝国”，同时出现的人物分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满洲国”的溥仪、中国的蒋介石。
《时代》一开始描述了在远东爆发的苏、日冲突：
落后的、表情死板的蒙古人上个星期突然全副武装，装备上了最新乡；战斗机。在东亚腹地的漫长战线上，他们被认为可将苏联势力与日本帝国的军队隔开，战斗中有上千蒙古步兵和日本装甲车参加……
苏联一直不愿意还击。日本对此也早有观察。然而，最终具有历史性的是，上周，苏联的坦克突然投入反击。这一未曾宣布的战争，是在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每天都可能发生冲突的矛盾紧张之时爆发的。本周，蒙古人，他们的资助者，他们的仇敌日本人，都在这一突然爆发的重大事件中出现。卷入的有四个国家：日本、苏联、中国、满洲国。还可说有第五个：德国。
在莫斯科，苏联官方目前的愤怒分别针对日本和德国。苏联害怕她会渐渐遭到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日德签订的军事同盟秘密协定墨水未干，它受到莫斯科满脸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著名的红军之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不停攻击。
众所周知，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十分出色，独裁者斯大林几个月前就预测日本——感觉德国也会与之站在一起——会不再迟疑地在前线择机进攻，即上周爆发的这种战而不宣的战争。在莫斯科，早有防范的独裁者斯大林，最近邀请表情死板但处事油滑的外蒙古总理和司令官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盛情款待，灌他们伏特加酒，与之密谈，以示友好。（《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联与日本终于发生军事冲突，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无论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这都是一个好消息。甚至可以说，从1931年起，为这一天，中国已经等待了四年多。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许多知识分子，都寄希望于国际组织和西方列强能够出面干涉中、日冲突，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在华利益，它们从来不会轻易容忍日本独吞。然而，中国很快失望了。正在承受经济大萧条痛苦的西方各国，特别是新崛起的美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冲突。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策划成立“满洲国”，除了口头谴责和采取“不承认主义”外，它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中国也曾寄希望苏联出面干涉。但令人失望的是，苏联走得比西方列强更远。美国等国对“满洲国”还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外交口径上还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以及与日本在分割中国利益上的历史恩怨，虽然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指导中共开展武装革命，另一方面却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与“满洲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甚至还撇开主权国家中国，直接与“满洲国”谈判出售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事宜。
学者田保国在论述“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对华关系的变化时，这样写道：
首先，苏联试图以外交手段遏止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向中国人民深表同情的同时，却不敢大声斥责日本的侵略行经。……1931年10月25日，出席中苏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向加拉罕提出苏联能否就“满洲事变”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时，加拉罕当即拒绝，说：苏联报纸已“很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永远也做不到。”为避免日本在中东铁路寻衅，苏联同意铁路局悬挂伪满旗帜，同意伪满在苏联设领事馆，甚至同意日本利用铁路运兵。当这一切仍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时，苏联干脆作出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的决定。……上述可见，苏联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险恶的远东局势，对日本采取息事宁人的姑息外交，必要时不惜出让部分权利来安抚日本，以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第228页）
他的这一论述，可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回忆中找到历史细节的印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占山将军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他曾率先在齐齐哈尔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兵败之后，他和另外几位将军乘火车取道莫斯科前往西欧时，却遇到了不愉快的事：
当时苏联不允许他们下车，中国使馆只好准备了一些中国饭菜送到车上。马将军在黑龙江曾以骗取日军的信任然后狠狠打击日军而闻名，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他的抗日功绩。苏将军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他也抗击过日军，但最后不得不撤退到满洲边境车站。（转引自《一个时代的侧影》，第59页）
夹在德国与日本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苏联，采取这样的立场或许有它的难言之隐，但对中国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当苏联不顾中方抗议，执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谁都清楚，实际上就是出售给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后，中国政府曾与之一度中断外交关系，无论如何，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举动。
几年过去，随着远东前线炮声的响起，中、苏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在1936年年初似乎一下子消失于冰天雪地的硝烟之中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苏联与“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接近于冰点。苏、日军事冲突是否会发展为战争？德国在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现状的严峻与未来局势的悬念，无疑值得世界所有媒体关注：
在满洲国的首都，大雪覆盖的新京，由日本人指挥的康德皇帝的政府，把上周的战斗称为“未经宣布的战争”，似乎已做好准备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下作战。上周，东京的积雪创记录地达到十二英寸，但气温则比新京暖和，不过日本政府却比满洲国政府更感到头上冷飕飕的。这些年来，日本一直虚张声势，而布尔什维克也只是限于偶尔越过边界制造偶发事件，或起草一些外交照会，日本外务省则对之或答复，或根本置之不理。但当上周苏——蒙军队真的开战后，日本战争大臣忽然发现机会来了，向东京的记者说：“苏联红军有一百三十万精锐部队，仅远东军就有二十五万，与日本全部现役军队差不多。”（《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日之间的局势后来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偶然发生的军事冲突，以苏联获胜、日本暂时停止了前进步伐而结束。苏、日之间似乎平静下来，但硝烟无疑为苏联的远东前景蒙上了阴影。有一个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的强大的德国侧卧身旁，苏联显然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团结的、能够对日本实施有效抵抗的中国，以减轻它的压力，保证它的自身安全。于是，它的对日政策有了根本转变，而一度失望了的中国，重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