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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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弟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靠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后来，他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没人找他干活了。家里穷得叮哨响。世道变了，力气又能值几个钱呢？为了显示自己还不老，腿脚还利索，他每天早上一口气跑到邻村北角，又从北角跑回到村里，天天如此。他是在为自己做广告。他要告诉那些“狗日的”有钱的雇主们，我武松还没老！老子还能跑！终于有一天，武松跑不动了。别说跑，就是原地挪动一下腿也比登天还难。他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他全身的骨头都发了黑。　
　　　
　　重　复　
　　　
　　我的一个学生曾经问我，在你们那个年代，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上十几遍，难道不腻味吗？言谈之间，似乎对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充满同情。我反过来问他：那么，你们在网络上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看上二十遍，难道不腻味吗？他不语。　
　　在今天的年轻人的心目中，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显然与一些特殊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比如政治一元化、匮乏、集体主义、公式化的文学艺术，诸如此类。这种描述本身似乎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在所谓的“市场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所谓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文化错觉和洋洋自得中，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果真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判若云泥吗？　
　　在今天，政治一元化伦理已经让位于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逻辑，这种逻辑表面温文尔雅，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其“强制”性的“规训”手段则要隐秘得多。在过去的年代，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往往被解释为精神生活的“匮乏”，而今天，我们是在重复观看不同的“新”电影，则是“过剩的”产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死于营养不良和死于糖尿病实际上一回事，而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视野里，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中，“复制”传播和繁殖能力几乎是无限的。流行电影、流行音乐与汽车装配线的流水生产线并无太大的不同。一部新的电影与二部新的汽车的问世则有完全相似或相同的机制：品牌、商业噱头、外包装、全新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可发动机是一样的。我们依然是在重复。　
　　将《小兵张嘎》看上二十遍，与没完没了地纠缠于《叩7》系列、康熙乾隆系列、金庸系列、反腐倡廉系列、奥特曼系列、樱桃小丸子系列……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大不同？　
　　　
　　女特务　
　　　
　　小时候，我看过不下二十遍的电影除了《小兵张嘎》之外，也许还有《铁道卫士》。不过，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结尾极感失望。我堂堂铁路公安高科长，竟然打不过区区一个台湾潜伏特务马小飞：高科长被人家掐住脖子按在铁轨上，直翻白眼，最后竟然昏死了过去。这太过分了。我们根本无法接受。对此，我们的班主任解释说，高科长原是打得过马小飞的，但那天他没有吃饱饭，加上长途追击过于疲劳，才会不幸落败。他那么振振有词，就像高科长是他们家的亲戚似的。　
　　还有更让我们失望的事呢。村里的一位女裁缝竟然认为马小飞长得比高科长英俊。这下可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下了课就到裁缝铺去与她理论，裁缝笑嘻嘻的，一点也不生气，她说，马小飞那双眼睛，多有神采啊！多勾人啊！你们这帮小赤佬哪懂这个？我的婶子正好在那做衣裳，我们就请她来评理。她说，要我说呀，那高科长虽然是正面人物，但一口大龅牙，个子又矮，实在说不上英俊。言下之意，一个人是不是英俊，与他是不是正面人物关系不大。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我们看到一部叫做《英雄虎胆》的电影，才觉得女裁缝和我婶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扮演国民党女特务的王晓棠天生丽质，嫣然百媚。当她穿着国民党军服，尤其是那条皮裤子时（小时候，我们看见女人穿皮裤子，仅此一回），其风流婉转的身姿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十分暧昧。我们在内心偷偷地喜欢她，同时也为自己竟然会喜欢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而感到深深的不安。每次看这部电影，我们内心的羞耻感都会让我们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到了最后，这样一个妙人儿竟然被我解放军战土乱枪击毙，令我们五内俱焚，心痛不已。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班居然有个女生和《英雄虎胆》里的王晓棠长得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就骂她女特务。我们毫无缘由、坚持不懈地骂她女特务，于是她就伏在桌上痛哭。家长告到学校，我们的班主任找全班的男生谈话。他启发我们说，说人家长得像《英雄虎胆》里的女特务，我看还真有点像。不过，准确地说，应当说她长得像演员王晓棠。可王晓棠并不只演过这么一部电影啊，比如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双胞胎姐妹，你们为什么不叫她金环或银环呢？　
　　可我们依然叫她女特务。　
　　她是一个文静、胆子很小的女孩子，我们觉得如果不想尽办法折磨折磨她，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我们一骂她，她立刻就哭。她一哭，我们心里就乐开了花。后来我们都入了团。当班上要推选一位团支书的时候，所有的男生都不要脸地偷偷写下了她的名字。于是，“女特务”就这样变成了我们的团支部书记。　
　　　
　　倩　影　
　　　
　　正式放映电影之时，一般会有一段不到两分钟的幻灯片。或者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是应景切时的宣传口号。有时是正规的印刷字体，有时则是用毛笔临时写就。考究一点的，每张幻灯片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常装饰有一束鲜花和红旗之类的漫画图案。每张幻灯片在银幕上停留的时间大约一至两秒，幻灯片的色彩大多是红色。但最后一张幻灯片总是蓝色的，它是静场的提示图案：蓝色的背景代表着寂静的夜空，上面点缀着几颗金黄色的星星，左下方有一个斗大的“静”字。在有风的晚上，银幕在风中吹出一波波的涟漪，那个“静”字或星星就会微微浮动，仿佛是倒映在湛蓝的水中似的。这个图案在银幕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其目的是为了让喧闹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图案虽然千篇一律，但却有一种迷人而恬静的美。　
　　每部胶片快要放映完的时候，银幕上会出现一段较为短暂的片尾图案，背景有点类似于下雨或闪电，这些图像与故事片的内容完全无关。　
　　考虑到电影放映机的工作流程——胶片是卷在一个镂空的金属转盘上，为保证故事片内容放映的完整，每盘胶片大概都必须有一段废带。就像照相机胶卷前面一段空白一样。问题是这段废带并不是空白的。据我们猜测，这段废带是从其他的废弃胶片上剪下来接上去的，胶片的生产部门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但这种猜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每次出现的图案中都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面带笑容，仪表端庄，健康而迷人，还经常穿着花格子衬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幻想和猜测持续了我们整个的童年时代，至今我们也没有获得确切的答案。　
　　我们一般把片尾出现的这个倩影画面称为“片花”。这个美丽的倩影在银幕上滞留的时间不过一秒，甚至不到1／2秒，她的美丽由于时间短暂而被无限夸大，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每次当我们要忘记她的时候，电影会一次次使她“复活”。为了看清她的面目，每盘胶片快要放完的时候，我们就会调整坐姿，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期待着这个倩影的昙花一现，就像年幼的普鲁斯特在黑暗的床边调整好姿态，将自己的神经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脸颊上，以便接受妈妈那令人心醉的一吻。可是这个倩影一闪而过，不知所终，留给我们长时间的怅惘和落寞。　
　　这个姑娘是淮？每次在“片花”出现的美人是否是同一个人？无数次电影整合、拼凑的影像在我们脑海中扎下了根。我曾一度以为这仅仅是我个人儿童记忆中的一段“隐秘”，但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与全国各地的同学聊起这个细节，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对这个“神秘的倩影”铭心刻骨。当时，我还以此为题材构思过一个小说。小说以乡村电影为背景，写的是电影快完的时候，由于卡片，或放映机故障，这个姑娘的倩影被固定在了银幕上。所有的公社社员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姑娘，竟然是我们村里的女赤脚医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看这个开头，就知道它或许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不过，我并未写完。这个在黑暗中向我们发出甜蜜笑容的姑娘，这个由幻想滋养的美丽泡影，也许早巳超越了肉体和性别的界限，成了寂寞童年的一个忧伤的象征。　
　　　
　　《红楼梦》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在日复一日的哀乐声中，一个全新的娱乐和传播工具——电视，突然切人了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乡村电影”这样一个高度仪式化的集体娱乐形式也开始走到了它的尽头。不过，这种更替并非在一夜之间完成。当时，农民们对于飘着“雪花”，有着巨大噪音，常受信号故障困扰的电视机，暂时还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和兴趣。似乎一直要等到《加里森敢死队》的问世，电视才有能力与电影真正分庭抗礼。　
　　随着国家体制的转轨，意识形态的悄然变更，《洪湖赤卫队》、《早春二月》等一批曾经被禁止上映的电影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但是，让旧的“毒草”重见天日，并未阻止新的毒草的疯狂滋长。《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决裂》等影片上映不久就被宣布为问题电影而遭到禁止。那个时候的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令缺乏政治敏锐性的农民一时难以适从。不久之后，日本电影《望乡》的公开放映很快就成为我们当地爆炸性的新闻。赤裸裸的**镜头公然出现在银幕上，农民们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电影主管部门彻底查禁这部影片之前，各个乡村为了不让他们子弟纯洁的心灵受到玷污，开始了自发的抵制。而在我们的邻村北角，《望乡》被安排在了一个破庙里小范围放映，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被拒绝入内。我记得我和几个同伴围着那个破庙逡巡了大半个晚上，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在“世道要变”的种种不安的猜测和议论中，戏曲片《红楼梦》重新获准上映，成了“乡村电影”充满魅惑力的编年史中最后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当地的许多村民都是天生的戏曲迷。大部分南方戏曲，无论是扬剧、锡剧、淮剧，还是越剧和昆曲，都能使他们心醉神迷。而北方剧种则没有什么市场，除了京剧，特别是样板戏之　　　　
外，他们大多不屑一顾。第一次放映《红楼梦》是在黄庄。很多远在十里、几十里之外的人都闻风而去。电影放到一半了，可许多观众还在途中一路打听黄庄的准确位置。最后，站在银幕反面的观众有许多人被挤入了池塘和粪坑。村与村之间发生的械斗令电影一度中止。后来，黄庄的大队书记通过话筒向观众喊话，他们决定第二天再放一场，这才平息了骚乱。不料第二天人更多。天还没有黑，远道而来的观众像蚂蚁搬家似地分批通过我们的村庄，田埂上，河道边，到处都是。其中不乏小脚老太和耄耋长者。黄庄人担心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