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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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创刊于四月七日，这日子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就在发刊的第二天，就接到了王若飞、博古、叶挺等同志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牺牲的不幸消息。
在文网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办一张小报，一方面要争取合法，另一方面还得采用“打游击”的办法。《消息》有发行人（谢易）和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有发行所（广东路荣吉里十一号），但没有固定的编辑部。宋明志就是姚溱，丁北成就是方行，而荣吉里十一号的发行所，实际上就是谢易开的一家文具店，没有编辑室，也没有总编辑，所以稿件除姚溱与作者个别联系外，主要是在每周一次在“大三元”聚餐时决定的。经常写文章的有金仲华、胡绳、梅益、姚溱、方行和我，叶圣陶也给这张小刊物写过文章，此外，我们还请周予同、蔡尚思、韩述之、吴祖光等写过文章，我记得，还发表过一篇杨刚从美国寄来的通讯。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这是一种虚声恫吓，但这之后，李璜、左舜生之流也不敢再公开叫嚣反共了。
这张小刊物也和《救亡日报》一样，撰稿不付稿费，只是由于销路很好，所以一周可以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姚溱和方行是《消息》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但他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张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
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上海文化界表示十分悲痛，《消息》发表了遇难情况和挽联。夏丐尊先生去世，《消息》也辟了一个悼念专栏。
《消息》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创刊，至五月二十七日被查封，一共出了十四期，历时一个半月，寿命比《建国日报》长得多，除了这是一株“小草”，不太引人注意之外，可能是我们刊登了黄炎培、朱学范的题词也有一点关系。
《消息》被禁之后，像农民失去了土地，于是我只能换了一个黎纬北的笔名，在姜椿芳、林淡秋等办的《时代》上写文章，从一九四六年四五月到同年九月，我大概写过约二十篇杂文和评论，从七月起，几乎每周都写一篇。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是很不平静的时期，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屠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上海文化界人士响应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抗议，一再掀起了反对法西斯特务残杀民主人士的抗议运动。在文化界，由于重庆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陆续回到了上海，他们也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重新建立了戏剧、电影的阵地，话剧界演出了《捉鬼传》、《升官图》，电影方面则由蔡叔厚、任宗德、夏云瑚三人合股，创办了“昆仑电影公司”。我当时已经得到恩来同志的同意，于七月中旬到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所以昆仑公司的事主要由阳翰笙同志负责。
十月初，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并悍然下令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已成定局，中共驻各地代表团准备撤退。这时，恩来同志又给了我一个任务，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和散处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们失去了联系，所以要我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慰问、致意，并把国内战事形势和我们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向侨领和文化界传达。这样，我就在十月十日从南京回到上海。
在我准备去新加坡之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记下来作为这一段回忆的结尾。
十月十七日上午，我和乔冠华、龚澎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见恩来同志，因为他们也决定在代表团撤退后去香港工作。恩来同志是九月十二日左右回到上海的，一连几天，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他们揭露了国民党重新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表示了中共必能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信心，并安排了代表团撤退后的工作。我们谈到中午，打算告别的时候，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恩来同志就和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和我一起到高长兴去吃蟹饮酒，这天恩来同志兴致很好，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一九八二年我到上海去参观已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思南路周公馆，在保管着的有关情报档案中，偶然看到了下记的一段特务向市公安局的报告：查于今日（十月十七日）下午一时零八分，周恩来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人（并非邓颖超）乘自备汽车第一七三六○号，向北开去，迨开过复兴中路时，中统局人员四人（其中一人姓张，不知其名）亦乘用昨日之汽车（惟将旧车照第二六六五号另换为一二一九三号）跟踪前往，惟于二时左右行经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又被周恩来发觉，即下车质问并欲令中统局人员同至吴市长处判断，惟中统局人员坚决否认为党部人员，并称乃系普通百姓，周氏无法，乃即登车而去。
下面是“谨呈副局长俞、局长宣、分局长赵佩瑾。”具报人是：“第二股股长赵其秋，第二股股员洪大勋”。这件事很有一点喜剧性，它说明了当时反动派对中共驻沪办事处监视之严，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在敌人心目中的威严，和这批特务的懦怯与无耻。
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合住；然后，于十月三十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才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说也很巧，也正是这一天，中共中央撤出了延安。因此，当天晚上，《南侨日报》总编辑胡愈之同志就要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军撤出延安后的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
香港《华商报》、《群众》①
一九四一年，在廖承志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在香港出版过《华商报》，那是一张对开晚报，时间也只出版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派徐迈进和我回上海，分别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和复刊《救亡日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新华日报》于十月十日复刊，只出版了十五天，也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于是，党中央、南方局就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传播据点。后期《华商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开始筹备，翌年一月四日改为日报复刊，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当时我在上海，没有参与筹备工作，对《华商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法币”猛跌之际，恩来同志要我把一笔现款通过我熟悉的通易信托公司的黄定慧，尽快汇寄给章汉夫同志。同年七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九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于十月间和潘汉年一起从上海飞到香港，为了办去新加坡的“入境证”，在香港耽误了四个多月。这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之外，还办了一张小型的《正报》（它的前身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方方同志直接领导。章汉夫、胡绳同志负责的《群众》，乔冠华、龚澎、张彦等同志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都已陆续出版。同时，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
据我记忆，这时期的《华商报》比五年前更正规化了，除高天、赵元浩、黄新波、吕剑、华嘉、杨奇、司徒坚……等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个阵容很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我路经香港时，也参加了社论委员会，并在华嘉主编的副刊上写一些杂文随笔。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藏龙伏虎的地方，战后的政治情况也十分复杂，“惨胜”之后，中国成了“五强”之一，内战也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华商报》复刊初期，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当局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因此从这以后，报刊上就没有开“天窗”的事了）。但是，《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在香港这个地方，它的销数一直是徘徊在一万份左右，经济上有不少困难。当我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动身去新加坡的前夕，章汉夫、饶彰风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南洋展开一个“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我在三月二十日（我军撤出延安的下一天）抵星，到同年八月下旬被“礼送出境”这半年多的时间内，通过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集了三万多元（叻币）经费。由于抗战时期国内有不少社团到南洋向侨领们募捐，有少数人没有把捐款用途向陈嘉庚先生报告，侨领们很有意见，所以我离开香港时和方方、章汉夫、①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8节。 连贯同志商定，这次筹款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并且把筹得的经费数目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筹款不向侨领们伸手，靠的是集腋成裘，因此，这笔在半年内筹集的三万几千块钱，都是一元、五毛乃至三分、五分的小数目累积起来的。有时我和陆浮到《南侨日报》经理部去接受捐款，当我收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侨胞——有橡胶工人、司机、小学教员以至清洁工人联合“捐献”的五元、十元捐款，和读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