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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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一九四七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四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一九五五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一九五七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一九八六年十月（原载《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戏剧卷》序
序跋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追其源，可以上溯到《书序》、《诗序》，乃至杜预的《春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等等，现在一般的说法，写在书前者曰序，写在书后者曰跋。因为按字义，序与叙通，序言相当于前言，而足后为跋，故“书文字后者曰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王力教授在《古代汉语》中说：“古代序文是在全书的后面，综述作书的宗旨，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序传，许慎《说文解字》的叙等，皆在书末。汉代以后，书序才置于书首。”但是不论是序或者前言，是跋或者后记，都是散文的支系，写这种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介绍或叙述著作的立意和宗旨。序跋既有作者自己写的，也有作者的师友写的，当然，序的涵义不止于此，始于唐代的“赠序”，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则是临别赠言，叙友情、发议论，不一定涉及到对方的著作。
序跋是散文的支系，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自序自跋既可以吐露写作前后的心态历程，可以抒怀、反思、释愤，也可以像司马迁用的“太史公曰”的笔法，在客观叙述之后，明确地点题，说明作意。蒲松龄写《聊斋》谈狐说鬼是暗喻，而后面加上的一段：“异史氏曰”则才是点睛之笔，也就是作者的言外所指。
替别人的著作写序跋，主要是叙述和介绍作者的为人行事，使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既可以抒发友情，闲叙家常，又可以针砭世态，春秋贤者。序跋可以褒，也可以贬，序跋中对原著间有微词，也是很常见之事。文艺作品和它的作者永远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而从“五四”到一九四九，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新文艺创基立业的关键时刻，新者方生，旧者未死，作为中华民族之脊梁的先进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旧传统包袱，忧时愤世，苦闷，彷徨，摸索，想找出一条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道路，三十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他们走过来的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却洒遍了泪水和血汗。创业艰难，年轻的探索者难免要走弯路。现在，要了解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学，可以读到许多作家的专集，也可以读到许多传记和史料，但是我还是觉得除此之外，读一点那一时期的作家们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而写的序跋，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到新时期文学工作者的心态和心声。
在中国，话剧是文苑中的一朵新花（从胡适的《终身大事》算起，还只有六十六年），它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它的生成和发展，又另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境遇。尽管事过境迁，这些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剧作家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运用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来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对后来者也还是有益处的。所以我很高兴写了这篇短文，作为这本现代戏剧序跋集的代序。
一九八七年春
《国际新闻社回忆》序
国际新闻社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奋斗了整整十年，于全国解放后宣告结束，迄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实际主持这个新闻机构的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等同志和全力支持它的胡愈之、金仲华等同志，都已相继去世。在文网周密的恶劣环境中，为了争取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个民办通讯社的功绩，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实事求是的著述。因此，《国际新闻社回忆》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二。九”事件和“西安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胡愈之同志主持下，办了一份会刊《救亡日报》。参加这个刊物的新闻界同人恽逸群、杨潮、石辟澜等，为了团结新闻工作者参加救亡活动，曾和潘汉年、刘少文同志商谈，打算组织一个“新闻界救亡协会”。但由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对新闻界控制严密，争取各大报头面人物参加还有困难，于是就开始筹备组织一个以新闻界“少壮派”为主体的“青年记者学会”。抗日战争开始，这个建议得到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范长江同志的赞同。于是“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成立。我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机关报《救亡日报》的时候才从事新闻工作的。上海沦陷之后，《救亡日报》迁穗，从那时起，就和“青记”及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同志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救亡日报》又从广州迁移到桂林复刊。这时，范长江同志和我谈起了“青记”打算办一个通讯社的问题，他说：“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以青年记者（当时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地记者）为骨干是必要的，但是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要争取更多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次，这个组织一定是做一点实际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办一张报纸还有不少困难，“青记”这个小团体有人力而无财力，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通过香港、仰光等地，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他还说，这个设想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武汉也经章汉夫请示过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赞成和欣赏。当时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实行“新闻垄断”，而我们又没有可能派记者到战地去采访，所以当长江说“青记”在延安和晋冀鲁豫都有会员，可以通过这个通讯社向国内和海外进步报刊提供战地通讯时，我就举双手表示赞成。一九三八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年头，希特勒在欧洲蠢蠢欲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等正在千方百计地向重庆“诱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大后方和海外侨报透露一点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一点抗日最前线的真实信息，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江同志的意见很快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和桂林文化新闻界的支持，对建社方针、具体业务，长江和胡愈之、张铁生、陈此生等同志作了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范长江和主要负责同志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争取公开合法。这样，“国际新闻社”就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桂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有近千人的会员，并在延安、华北、重庆、香港等地有了分会，所以，“国新社”除总社设在桂林之外，“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了“国新社”的分社。据我记忆，“国新社”成立时只有一个小而精的办事机构，脱产的专业人员很少，绝大部分社员和社友不仅都是义务撰稿，而且还为总社筹募基金。
“皖南事变”之后，“国新社”桂林总社和《救亡日报》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在大后方的工作被迫停止，但是在解放区和香港的分社依然存在。一九四○年二月，长江和我都到了香港，与在港的金仲华、郑森禹、胡仲持、杨潮、王纪元、张明养等同志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支持下，加强了香港分社的工作。为传播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真实信息，反对英、法、美等国的绥靖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香港及东南亚华侨报刊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年五月，由邹韬奋、范长江、茅盾、沈志远、金仲华、于毅夫等联名发表的有名的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也是通过这个通讯社用中、英文传播到南洋和欧美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文化新闻界在东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