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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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有清一代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也有下述的一段：苏（按指苏元春）下刑部狱，狱卒乃以杖毙沈荩（革命党人）之处居之，苏见地上血迹斑斓，大为骇异，询知其故，因以银三百两贿狱卒，使迁焉。其后狱卒以待苏元春之法待赛金花，金花毅然曰：“沈老爷我是认得的，为什么要怕他？”狱卒无如何也。夫赛金花一贱妓也，而其胆气竟高出久历戎行之大将，奇哉！
　　这一段事实在铁屑所编《中国大运动家沈荩》中也是一样：狱卒牵苏元春入，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放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
　　再按刘半农所编《赛金花本事》“所述佥同”，（虽则将沈荩误作沈进），可知这并不是捏造的事实。那么，和那“久历戎行”的大将，中法战争中丧师辱国的苏元春比较一下，赛金花对于当时还是地下党的革命党有了如何的观感，单在这一小事里面也可以概见的了。
　　赛金花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以我就借用了她的生平，来讽刺一下当时的庙堂人物，说同情，就在这么一点。
　　大热天，一时想不起要讲的话了。收到这封信，您也许要失望的，因为您所得知的并不是有意义的文，而只是没意思的信了。
　　匆匆即祝　编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
　　（原载《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包身工》余话
　　在我写《包身工》的时候，曾经替我搜集了许多资料，和给了我许多便利的冯先生，托人带信给我，说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接到这信就连忙赶去，这样，我们就在她住的一间小小的过街楼上见面了。
　　叫她冯先生，就好像她已经上了年纪，其实她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本来她是沪西某大学的学生，因为经济关系，把学业丢了，现在日间在一家私立小学教书，晚间还在青年会办的工人补习夜校里担任功课。短小的身材，有一双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在别的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拿看电影和写情书当做日常功课的年纪，她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拿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的职业战线上的斗士了。她将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了来客，自己拘谨地坐在床上，眼睛盯住了斜射在窗上的秋阳。
　　和她并坐着的还有一个补习夜校的学生，在东洋纱厂做工的杏弟。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一个。她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但是差不多不能使我相信，在她这种率直和单纯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常人不能企及的应付临时事态的才干。她带着我和她十五岁的妹妹，怀着一点危惧的心情，去“视察”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的时候，我们事先并不曾约好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一跨进她所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她就像早已准备好了一般地指着她嫡亲的妹妹对那老板娘讲了：“这是我的同乡，在二厂里做。（回头指着我说）这是她的‘爷叔’①，在水电公司办理的……”
　　她很坦然，她的妹妹也没有觉得意外的表情，倒反是被派作“爷叔”的我却掩饰不住有些窘态了。
　　“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想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方。”她继续说，回头对我望了一眼，表示着我也得对那老板娘敷衍几句。
　　她那种镇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锻炼出来的可宝贵的才干。但是现在，面对面地坐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面，她的那种丰富的创造能力，却又毫无形迹地溶消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率直和单纯的个性里面去了。
　　“轮着夜班？”我说。
　　她带笑地点了点头，拆开了方才捏在手里的一个报纸的包卷。
　　“上次你托我问的，只有十一份，许多人不肯讲。”
　　冯先生在旁边带笑地替她补充：“她还垫了本呢，有许多是用‘粢米饭’②请了客才讲的。”
　　我想起了这是四个月前为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包身工”的身世境遇而托她搜集的资料。当时在杂谈中随便地对她提出的希望，率直地说，到了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早已经不再期待这请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经是一件淡忘的事了，可是在她，还能在劳动、学习、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搜集了这些可贵的资料。望着写在水渍了的拍纸簿上的那些小学生的考卷一般工整的小楷，我骤然觉得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对不住朋友的歹事一般地难受起来。
　　我一张张地翻看下去：①即叔叔。②糯米饭。
　　陈××，粗纱间，十七岁，泰州，（已做）一年三个月，（父亲）当兵，（包身钱）
　　不知，（作主）叔叔。
　　明××，粗纱间，十六岁，泰州，（已做）八个月，（父亲）种田，（包身钱）十元，（作主）父母，——此人流火（脚气）很厉害。
　　蔡××子，筒子间，十七岁，镇江，（已做）两年，（父亲）不知，从小做童养媳，（包身钱）不知，（作主）公公。
　　陈××，粗纱间，十五岁，扬州，（已做）一年半，（父亲）种田，已死，（包身钱）听说二十元，付十元领人，（作主）母亲。
　　杨××，钢丝车间，十八岁，泰州，（已做）一年十个月，（父亲）种田，木匠，（包身钱）无，（作主）父亲。
　　李××，清花间，十八岁，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来沪，其余同被拐者均已卖入妓院，她因貌丑卖绝与带工老板，身价不知。）陈××，粗纱间，十六岁，镇江，（已做）一年（父亲）已死，（包身钱）不知，（作主）跟人逃荒来沪。
　　……
　　我叹了口气说：“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完全一样。”
　　杏弟将上半身靠近一点，指着最后的两行说：“还有两个绍兴帮，待遇比江北帮好一点。”这两份是：寿××，粗纱间，十八岁，新昌，（已做）一年六个月，（父亲）在杭州做工，（包身钱）五十元，父亲作主。
　　李××，粗纱间，十七岁，盛元（嵊县之误），（已做）两年，（父亲）种田，（包身钱）每年付十五元，五年期满。
　　在《包身工》那篇简单的报告里面，我只叙述了泰州（江北）帮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种，实际上包身工因为出身地域，包头大小，和服务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酷。这一帮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数是新昌、嵊县，间或也有萧山、上虞的成分。在包身形式上和上面这个例子一样，除出和江北帮一样地“一次包绝”之外，还有包做几年，每年付洋若干的方法，不过据我调查，能够有李××一般待遇的，还是很少，最普通的是“领人”当时付洋念元，一定要做满三年，“工作巴结”，才能在年底酌量的“找付”十块钱左右的“节赏”。不过绍兴帮因为人数不多，最大的包工头也只带这么三五十个工人，所以管理和待遇上也还保留着一点“家族制”，或者说是“徒弟制度”的残余。她们每天两饭一粥，中饭也像“外头工人”一样地自己带进厂去。当然，除出这一点尽少的——但是足够使江北帮羡慕的“恩惠”之外，其他一切的压迫和虐使，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了。
　　我感谢了她的帮助，将这些纸片收拾起来，随便地问：“这次虹口的事情，在你们厂里有什么反响吗？”
　　杏弟和冯先生差不多同时地摇了摇头。杏弟抢着说：“这样的事，包身工是不会知道的，外头工人知道了，有哪个敢在里面讲今年纱厂生意好，日夜地赶工还来不及，厂里定了‘新花样’，叫做”车　间比赛‘，车间和车间都有工作比赛，生活做得快，可以有奖赏。“
　　“奖赏什么？加工钱？”
　　“哪有这样好！生活巴结的车间给一张‘名誉奖状’，一个钱也不值。”说着禁不住苦笑了。
　　“在补习班，为了报上登的这件事，倒引起了很大的关心。”冯先生递给我一张团得很皱的小报，继续着说：“大家都想知道，包身工这种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这消息看到了吗？”
　　四条有力的要求着回答的视线，集注在我的身上。
　　那是十月二十五日的《立报》，内容是一个读者寄给编者的一段报告：
　　　　　　　　　　　　　　　　　
　　××先生：
　　　　　　　　　　　　　　　　　
　　这里有一件事情，我想定是新闻记者所不会记录的，因为这事情既不有关风化，其主角儿又不薄具姿色，也许就只等于人们任意扑灭的一只小虫，能引起谁的注意呢？然而，事情是极其平凡，却也是极其惨痛。今天早晨没有事体，走进某法院去旁听，头一起案子问过以后，第二次提上来的是一个乡村打扮的姑娘，听了捕房律师报告，知道她以前是杨树浦一家纱厂的女工。被她包饭（即包身）的老板告了，说她五月八日离开杨树浦的时候，偷了他一副金耳环，两件衣服，在捕房调查时并没有得着什么证据，但因他将她告了，终于是由包打听在曹家渡将她捉来受审。
　　在推事数问数答的当中，知道她跑的原因是五月里眼睛被打肿了，厂方要她请假，包饭的老板娘却不答应。打是经常有的，每月作的钱交给老板，作得少了挨打；病了说是懒惰，也要挨打；而这次打却是因为老板要同她轧姘头，她不愿意。当她满口操着泰州话急遽而哽咽地苦诉着的时候，并出示两踝腐烂过的伤痕的遗迹。
　　全个法庭的人们目光都注射在老板的身上，推事也转过脸来问他，她是否就是他的“包身工”。他却嗫嚅地加以否认，可是他承认吃住都在他家里，作了的钱也承认归他。
　　他还异想天开，请了律师向她提起附带民诉，因为捕房律师在最后陈述的时候，已说到证据薄弱，那律师似不好意思说到赔偿的话，只是说：“她走了之后她父母问老板要人，纵然判决无罪，也要请对她的身体加以处分。”
　　判决是无罪，并且即行开释。先生：就只这样，她已受到这人世的欺负太够了。许多有着权势的人合起来欺负她一个，这是世界吗？上海是不知有几千几万这样的包身工。
　　更不知是暗地里排演了多少人世的惨剧。然而，人们却只注意着桃腮上的微笑，却不曾——也不愿去看挂在那些活尸眼角上的泪珠，更少有人想到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下略）
　
　白水
　　“这是你们厂里面的人吗？”我问杏弟。
　　她摇了摇头。冯先生说：“她们花了几天工夫也找不出这个人的所在，有人说是同兴的，但是去问了也没有人知道，可是这样的人多着呢！……我在上夜课的时候将这件事件告诉了她们，很多人对于律师的请求法庭‘处分她的身体’这一点发生了疑问，……”她用手指指出了报纸上的那一句话，声音渐渐地兴奋起来，“从今年起，报上说，不是买卖丫头也算是犯罪了吗？那么包身工……”
　　“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多得很，包身工生病或者被打坏了的时候，东洋人常常不准她们工作，没有工做，又不敢回去，能想法子逃走还算‘大本事’呢。”杏弟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