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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希望的理由-第14部分

小说: 希望的理由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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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招待所,我们换上千衣服,休息放松一下。现在已经脱险,我们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开始回味刚才所受的一番惊吓。在和德里克、格拉布坐着喝咖啡的时候,我想到了坠落时的情景。在飞机撞击地面,然后在灌木丛中向前乱冲的时候,我心想这下是必死无疑了。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这架飞机会撞得粉碎,起火燃烧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感到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我想自己大脑里的反射功能已经麻木。我只是暗暗对自己说:“此乃天意!”我们经常听人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场景都会生动地在脑海中闪现。可是在我身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实在有点遗憾。
    黄昏时分凉爽宜人。我们驱车进入国家公园。我们发现一小群象在饮水。西下的太阳给蓝桉树抹上一层橙红色。在死里逃生之后的幸福时光里,我们觉得非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德里克向我求婚的时候,我答应了。
    我们结婚之后,我依然住在贡贝,当研究中心主任。到1975年,来贡贝的学生有时多达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我们那里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不少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的学科领域很广,主要是人类学、人种学和心理学。学生们住的是覆盖着草的铝框架结构的房子,都隐蔽在营地附近的森林里。他们全都到湖边上一座大房子里来用餐,我和格拉布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德里克继续生活在达累斯萨拉姆,但在对国家公园进行例行视察的时候,他也经常到贡贝来。在办研究中心方面,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5 月份的一个夜晚,突然发生一桩恐怖事件。有40名武装分子乘一艘小船从扎伊尔(现今的刚果)越过坦噶尼喀湖,袭击了我们的营地。公园管理员伊塔·洛哈伊听见叫喊声,就起床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她抓住,用一支步枪顶着她的脑袋,命令她把他们带到学生住的地方去。她拒绝了。也算是伊塔的运气,袭击者发现了4 名学生。这个数字是他们在湖对岸所预料到的——两间小屋,每间屋里有两张床。他们把伊塔押到湖边放了。看见几个受害者的手被紧紧地反绑着,她非常害怕,赶紧去找坦桑尼亚学生阿迪·利亚鲁。他们脱掉白色的睡衣,潜入夜色之中,赶紧去通知其他学生。我的房子在湖边上比较远的地方,等那艘小船走了之后,我才听说遭袭击了。等确信袭击者已经离开,大家才惊魂不定地集中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失踪的4名学生中,有3名美国人和1名荷兰人。有人报告说湖面上传来4声枪响,我们担心被绑架去的人已经遭到杀害。过了几个星期,我们才得知他们的确切遭遇。
    所有非坦桑尼亚人都必须离开贡贝,我们搬到了达累斯萨拉姆,挤进德里克那间供客人居住的小房子里等候消息。那段时间真有如一场恶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说绑架者把其中一名学生送到基戈马,并索要一笔赎金,我们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我们知道其他3个人都还活着。绑架者提出的要求极其过分,不仅索要一大笔赎金,而且还提出向他们运送武器,此外还向坦桑尼亚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德里克知道其中一些要求政府是不能答应或者不会答应的。后来,叛乱分子派两名代表到达累斯萨拉姆,与美国和荷兰的大使馆谈判。谈判似乎无休止地拖着,搞得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紧张。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我真不愿意去回想。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是在惶惶不安地等待,而被绑架的受害者想必是度日如年了。他们在翘首期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心想他们被从贡贝的乐土上劫持出来,可能就这样死在对岸的森林里。
    那笔赎金最后还是支付了。现在已经弄清楚了:那笔钱给了洛朗·卡比拉领导的革命运动。这就是20年之后击败蒙博托、控制扎伊尔并将国名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比拉。赎金于夜间在湖畔支付之后,叛乱分子违背了部分协议——他们只释放了3个人质中的2个年轻女子。我当时深感失望,心想叛乱分子肯定会杀掉第3个人质以示警告。来自美国的那个权力很大的谈判小组已经回国。谢天谢地,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两个星期,叛乱分子决定作出让步,从湖上把那个人质送回了基戈马。我们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4 名迎回的人质都没有受到伤害——我说的是身体上。但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却是可怕的。他们每天都被告知这样的话:“你们的朋友会用钱把你们赎出去的,你们不要失望,不然我们早把你们都杀了。”我想他们永远也摆脱不了那段经历在他们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他们肯定无法摆脱那个记忆,在他们生病、感到孤独或者伤心的时候,随时都会从他们的潜意识中像恶梦一样浮现到他们的脑海里来。
    发生那次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贡贝被认为是一个“敏感”地区,我们每次前往都要获得政府方面的特别许可。没有德里克,没有他在政府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那次绑架事件就可能导致贡贝地区黑猩猩考察工作的结束。靠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那么多问题的。研究中心和国家公园的行政工作,他都可以帮得上忙。更为重要的是,他帮助重组了在坦桑尼亚的野外考察人员队伍,鼓励他们更加认真负责地把日常考察工作组织好。此外,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还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解现场的工作情况。我尽量想把绑架事件造成的不快忘掉。
    等我1975年10月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那次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在斯坦福大学除春季有两个星期的讲学外,整个秋季都在那里。我们原来以为那笔赎金是学生被释放之前募集的,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募集赎金的工作依然在进行。我尽己所能捐了些钱,但数额不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恶梦。
    当时,谣言四起。两个星期后,有人提出我应当离开斯坦福。有人对我说,“在事情平息之前”,我最好还是去避避风头。大多数谣言是有关德里克的。他的确曾经希望不交赎金就能使学生安全获释——因为他想在这种问题上开个先例。那种认为他让学生死掉的看法是荒谬的。他去参加谈判,希望他在皇家特种航空队的朋友帮点忙。此外还有人说我不负责任,说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换回学生?我直到学生被绑架后才知道情况,可是这一事实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样的谣言在美国不少地方大行其道。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听从有些人的建议,当时就离开斯坦福大学,那我也许就永远不能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了。我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万妮和格拉布就过来了。最后德里克也过来了。于是我就着手辟谣。在那年秋天的几个星期中,我所作的努力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圣经》上所说的“束好腰带”的含义。①'2'我一次次地作好了准备,去找那些设法躲避我的人。有时候这意味着用周末时间乘飞机去找,这笔费用是我承担不起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从我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万妮像以往一样,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我们在一起商量对策,常常谈到深夜。而这时候,白天在大学园区一所小学里学习的格拉布已经平静地进入了梦乡。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尽快入睡,外婆的字条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然是这样。
    所发生的这些事使我情绪低落,同时也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后来有个人来采访我,他近期调查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12桩重大绑架案件,其中包括轰动世界的帕蒂·赫斯特绑架案。②'3'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番话,的确使我终身难忘。“简,我知道你觉得你的处境很不公平,感到震惊。遗憾的是,在我所调查的这几个案件中,一大笔赎金被交付之后,就出现了关系的破裂。友谊和信任变成了敌意和怨恨。一无例外。”
    这是对人性所作的可怕的评论。在别人有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乘人之危,友情变成了敌意和怨恨。尽管这几个难熬的星期终于过去了,但我也被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不过,至少大多数谣言已经偃旗息鼓。这也标志着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很少去回想。我在这里提及它,主要是因为它在当时对我的冲击太大,同时也因为它在人性方面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有许多人我原先一直认为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只是一些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我也明白了谁是真正的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宝贵的支持!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从老远的地方赶来陪伴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毫无疑问,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这一系列的体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也显得莫名其妙,极具挑战意味。记得我当时曾祈祷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战胜挑战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念。
    绑架事件之后,在贡贝就没有博士研究生了。我们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这项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有两位了不起的朋友想提供资助,一位是拉涅里·迪·桑·福斯蒂诺亲王,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吉纳维芙(吉尼)。拉涅里认为我应当能建立起自己的基金,这样我就不必完全依靠别人的捐赠。于是,他着手争取为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的合法地位。遗憾的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成,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妻子吉尼继续作文字材料方面的准备工作。简·古多尔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在此后的多年中,许多热心支持、富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都愿意成为董事会的成员,愿意帮助确保贡贝黑猩猩有个良好的未来,也愿意帮助我们扩大研究计划。所以,尽管有绑架事件以及其后的一段混乱,在贡贝的研究仍然得以继续,不过其方式与以前略有不同:信息的采集不再仅仅依靠学生,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由熟练的坦桑尼亚人组成的野外工作队,其成员都是从国家公园附近村庄里招聘的。后来还将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研究工作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包括一位坦桑尼亚的博士。
    可是,在绑架事件发生后的一两年里,在贡贝那边一个外国学生也没有了。那次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就连我自己要去,每次最多也只有一两天时间。渐渐地,随着情况有所缓解,我也能获准呆一两个星期了。只要一去,我就觉得似乎回到了从前,因为在那个湖畔有我自己的房子,我可以再次跟踪我想跟踪的黑猩猩,而且不必担心这样会使某个学生感到不快或者会干扰他们的研究。绑架事件发生的3年之后,有一次我坐在湖边看着绚丽的日落,陷入了沉思。天空呈现鸭蛋青色。大湖远处的丘陵上方,是千姿百态的火烧云。这一景象显得如此恬静。然而在这平静的、波澜不惊的大湖西面,也就是扎伊尔的东部,以及再向北的布隆迪,却没有丝毫的平静 ——那里充满了恐惧、仇恨和暴力。那里的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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